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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一个“全球的”华语电影研究框架


□ 蔡柏贞

建构一个“全球的”华语电影研究框架
蔡柏贞

近十多年来,由于多元文化主义、后殖民研究和全球化理论的影响,以及英美电影学界对于民族电影典范(National Cinema Paradigm)的省思,在英语世界的中文电影研究学者逐渐对于如何建构一个适于研究当代中文电影的理论架构展开系列的争论与反思。此学术争论的来由主要有三。第一,电影史学家逐渐发现,因为特定历史原因,两岸三地的电影发展自电影引入中国始,便走着相异的发展路线,不仅电影工业的产制结构不同,而且所生产的影片在意识形态上和美学上也有差异。因此,在香港和台湾所生产的电影无法与在内地所生产的电影放在同一个社会与文化脉络中进行讨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学者于是开始强调两岸三地电影发展史的多元性与差异性。比如尼克·布朗(Nick Browne)、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维维安·索布契克(Vivian Sobchack)与丘静美(Esther Yau)合编的《中国新电影:形式,身份,政治》(New Chinese Cinema:Forms,Identities,Politic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便在其书名的“电影”一词上使用了复数、而非单数的形式,以强调三地电影的多元性。第二,在民族主义研究者,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名著《想象的共同体:关于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扩散的反思》(伦敦与纽约,维索出版社,1992)出版后,西方电影学界在其理论影响下,也开始反思在电影研究学界里盛行多年的民族电影典范的合理性与适用性。因为传统的西方电影研究多以民族国家的疆域作直接的划分,并将一个民族国家疆界里所生产的电影理所当然地视为一个同质的民族文化的产物。然而如同安德森的理论所显示的,民族和民族性这些概念不应该被视为是自然衍生的产物。相反,一个关于民族或民族性的概念的形成,经常是各种文化论述与媒介交错构建的结果。电影与文化研究学者在安德森的启发之下,一方面逐渐将民族电影视为特定的社会与文化机构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重新思考如何讨论某些因为特殊历史原因的影响下,在产制方式以及所生产的社会文化想象超越了民族电影典范框架的电影,这包括在生产与发行方式超越了国家和区域疆界的电影工业,也包括许多内容制造出来的社会文化想象上超越了单一地域或国族疆界的电影,比如许多前殖民地在殖民时期与后殖民时期所生产的电影。第三,由于全球化的加速和全球化理论与研究的盛行,文化研究学界对于跨界与跨国文化和社会想象的生产更加地关注,而此关注也连带影响了研究中文电影的学者,促使他们重新思索并建构一个可以将三地的中文电影放在全球化情境里进行国际文化生产交流的理论框架。鲁晓鹏与叶月瑜的这本书就是在此学术脉络里产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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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电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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