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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的性格与政治命运


□ 李志毓

  摘 要:汪精卫以“烈士”登上历史舞台,却以“汉奸”结束政治生命,在貌似“多变”、“矛盾”的政治选择背后,潜藏着他“一贯”的性格,即在行动中常带着一种近于妄想的偏执与自信,且不乏付诸行动的勇气。然而一旦身陷困境,就自暴自弃,缺乏强韧的意志和圆融折冲的智慧。汪精卫在民族生存最艰难的时刻,没有坚持战斗的勇气,接受日本人的诱降条件,幻想以媾和赢得一个偏安之局,最终“被诱而亡”,身败名裂。他大起大落的政治命运与他的性格密不可分。

  关键词:汪精卫 烈士 汉奸 性格 政治命运

  一、小 引

  汪精卫是民国政治史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人物。在他六十余年的生涯中,集中了“无政府党人”和“国民政府主席”、“民族主义者”和“汉奸”、“革命志士”和“反革命”等多种相互对立的政治身份和立场。①清朝末年,汪以暗杀摄政王一举成名,成为革命“偶像”。民国初年,本享有极高政治声望的他坚持“不做官吏”,辞去一切政务,赴法留学,一时成为淡泊名利的象征。然而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后,汪却表现出对权力的热烈竞逐。不但在当年6月选举国民政府主席时以全票当选,留下“自己选自己”的笑谈,①还出人意料地成为国民党“联共”政策的积极奉行者和“左派”的领导人。1940年3月,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汪JI任伪行政院长、代国府主席,以“汉奸”的身份终结了政治生涯。遥想早年“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豪情,可谓“双照楼头老去身,一生分作两回人”。②

  理解汪政治生涯中这些截然相反的身份和立场转变,及其本人在历史中跌宕起伏的命运,是本文的主旨。汪是一个“与时俱变”的政治人物,思想发展和行为变化只有放在具体的时代环境中才能得到解释。而他的政治命运的戏剧性,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民国政治的复杂性和20世纪中国云谲波诡的历史变迁。本文主要依据台湾国民党党史会及台湾大学所藏档案中的汪精卫手稿、函电及诗词、文集、回忆录等,对汪从晚清革命志士到民初退出政坛,再到1920年代中期重返政坛并积极谋求权力,以致最终走上汉奸之路期间的情感体验、内心挣扎及与时势变迁的互动,重新进行一番考察,力图揭示其。多变”与“矛盾”行为中“一贯”的性格。通过理解这一典型政治人物的情感、性格、心理、行为动机与结果之间的差距,及其在历史的波澜中被选择、被塑造、被抛弃的经历,同时可以透视中国现代史上独特的政治样态与精神风貌。

  二、暗杀手段与烈士精神

  汪精卫早年享有盛誉,很大程度上得自于1910年三四月间在北京什刹海对摄政王载沣的暗杀行动。这一计划虽没有成功,但这种自杀式的暗杀行为本身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却足以令人壮怀激烈,感慕而兴起。当时蔡元培在致吴稚晖的信中就有“精卫君至可敬爱”之语。③随后,汪在狱中写下洋洋洒洒痛斥清廷的千字“供词”,并留下十余首感怀杂诗。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困。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为代表的作品,饱含充沛的生命热情,使汪成为辛亥时代首屈一指的革命“偶像”。后来以刺杀广东将军孚琦而闻名的温生才,在行动前留给南洋友人的绝笔信中,就以汪为榜样,表达希望能步其后尘的心愿。④当汪在狱中得知温生才遇难后,写下“长记越台春欲暮,女墙红遍木棉花”的诗句,以示感怀。⑤木棉花又叫英雄树。汪以木棉花隐喻革命者,传达出革命党人血染天涯的悲壮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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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Tags: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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