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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概念是改革理论的第三次大突破


□ 杨启先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现代产权制度”,并且肯定“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让企业界和理论界为之振奋,为什么?过去我们一直不敢谈产权。国有企业改革一开始对“产权”这个词是不接受的,因为它来自西方,改革产权就意味着改革所有制,而国企改革是不能改革所有制的。只能改革经营方式,不能接触产权问题,这是理论禁区。这次讲“现代产权制度”,冲破了这一禁区。更为重要的是它彻底解决了姓“资”姓“社”的问题,是我国改革理论的第三次大突破,今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在产权归属清晰的前提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有了基础。

“团团转”式的国企改革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对产权的认识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我认为,国企改革是从1957年开始的。标志是1956年对私人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对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工商业在1956年就实现了国有化,在经济上就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志就是公有制,国家所有制是所谓的公私合营企业的集体所有制。“文化大革命”前夕,私人企业纷纷放弃 6%的定息,全部交给国家,这样所谓的公私合营企业在我国也不存在了。在这种背景下,实现产权变革是完全不可能的。
第一次国有企业改革是在1956年实现国有化以后,很快就发现国有企业普遍活力不强、效率不高。当时认为原因主要是国家管得过多统得过死,认为是全盘照搬前苏联那套体制的结果,必须进行改革。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就着手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当时采取的改革方式,主要是调整企业隶属关系,即将中央各部管理的企业大部分下放到地方。但这种调整仅仅是行政分权的调整,中央管理是行政管理,地方管理还是行政管理,解决不了企业的活力问题。反而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企业归属关系不明确,造成了一场经济混乱。没有办法,从1959年起又只好往回收,一直到60年初,大多数企业又收回来了。但收回来并没有解决企业的问题,因为体制没动,活力仍不强。
第二次国有企业改革是在197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加快经济发展的要求。当时,又要改革国有企业。但仍没有认真总结经验,弄清楚国企活力不强要害在什么地方,而是又重复了前一次的办法,认为前一次不成功主要是放的范围不够宽,很多重要企业仍留在中央手里,这一次要彻底下放,如大庆、鞍钢一段时间都放给了地方。结果和第一次一样,又造成一场大的混乱,当时被称作“三突破”(即基本建设投资、工资总额、商品粮销售突破了原来的控制线),造成经济的很大不平衡。1973年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进行整顿,大部分陆续又收回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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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企业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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