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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乐盛衰演变的轨迹及其对中国音乐文学的重大影响


□ 刘水云

  内容提要 家乐存在于自先秦迄清末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并全面地介入了中国音乐、文学、戏剧等众多的文艺形式。家乐的歌诗、唱词、唱曲活动促进了诗、词、曲的创作和交流传播,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音乐文学的案头倾向,增强了音乐文学的娱乐消费功能。家乐对中国音乐文学的繁荣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家乐 音乐文学 歌诗 唱词 唱曲
  
  家乐是指私人蓄养的以满足家庭娱乐为主旨的家庭戏乐组织以及这种戏乐组织所从事的一切文化娱乐活动。家乐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特殊的戏剧文化现象,存在于自先秦迄清末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作为儒家礼乐文化的衍生和补充,家乐积极参与了中国音乐、文学、戏剧等众多的文化艺术活动。分而言之,就其与中国音乐的关系而言,家乐介入了除雅乐(即宫廷祭祀音乐)之外的清乐、燕乐、词乐、南北曲乐等诸多音乐形式;就其与文学的关系而言,家乐对中国音乐文学中的诗、词、曲的创作和传播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就其与中国戏剧的关系而言,家乐参与了先秦歌舞、汉魏百戏、唐宋戏弄、杂剧、元明清杂剧、传奇等品类繁多的歌舞戏剧活动,并与宫廷乐部演出、民间职业戏班演出共同构成了中国戏剧的演出系统,对中国戏剧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家乐盛衰演变的历史轨迹
  
  为家乐本质属性所决定,阶级社会的奴仆制度是家乐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而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则对其存在状况产生影响。在中国阶级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歌娱情”、“以乐侑觞”作为一种文化传承,迭代不衰,而作为这项精神娱乐活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家乐,其歌乐内容和表现形式因时代不同而稍具差异,二者的统一构成了中国家乐演进的丰富历史。
  家乐的最初起源,可追溯到“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礼记·礼运》)的小康时代,它是宫廷乐部的延伸和补充。古者帝王有宫廷乐部,诸侯、大夫则有家乐。相传夏桀“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管子·轻重》)。此为后世帝王宫廷乐部之滥觞。另据《左传·襄公十一年》载:“郑人赂晋侯……歌钟二肆,及其镈磬,女乐二八。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晋侯、魏绛身处诸侯、大夫之位,他们所蓄女乐具有家乐性质。先秦诸侯、大夫蓄养家乐除见诸典籍外,还可以从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证。则如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大型编钟即是诸侯蓄乐的明证。
  自两汉以来,私家蓄乐现象日渐繁夥,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家乐,其中尤以外戚蓄乐较为突出。如汉武帝朝武安侯田蚡“所好音乐、狗马、田宅,所爱倡优、巧匠之属”(《汉书》卷五二《灌夫传》);汉元帝、汉成帝朝,“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东汉外戚梁冀“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或连继日夜以骋娱恣”(《后汉书》卷六四《梁冀传》)。此外,两汉王公缙绅、富豪吏民蓄乐现象也极为普遍。如元、成之世,“诸侯妻妾或至数百十,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汉书》卷七二《贡禹传》);“公卿、列侯、亲属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吏民慕效,浸以成俗”(《汉书》卷一○《成帝纪》)。甚至像马融这样的大儒也“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后汉书》卷九○上《马融传》)。足见两汉蓄乐风气之炽。
  魏晋以降,公侯缙绅、外戚官宦之蓄乐,典册所载,殆难尽举。如西晋外戚贾谧“器服珍丽、歌僮舞女,选极一时”(《晋书》卷四○《贾充传》);南朝宋阮佃夫“妓女数十,艺貌冠绝当时,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逮也……于宅内开渎,东出十许里,塘岸整洁,泛轻舟,奏女乐”(《宋书》卷九四《阮佃夫传》)。南齐“贵势之流、货室之族,车服伎乐,争相奢丽;亭池第宅,竞趣高华”(《南齐书》卷五四《顾欢传》)。南朝梁羊侃常乘舟出游,“盛设帷屏,陈列女乐”,以至“观者填咽”(《梁书》卷三九《羊侃传》)。南朝陈孙玚“歌钟舞女,当世罕俦”(《陈书》卷二五《孙玚传》)。流风煽炽,波及北土,以致崇武尚勇之胡姓贵族也争相效慕。如北魏高阳王元雍“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响发,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洛阳伽蓝记》卷三)。北齐清河王高岳“性华侈,尤悦酒色。歌姬舞女,陈鼎击钟,诸王皆不及也”(《北齐书》卷一三《清河王岳传》)。
  隋唐之世,宴乐之风盛行。此时朝廷赐乐现象仍很盛行,且养优蓄乐已得到官方认可。据载,唐中宗神龙二年(705)九月,朝廷颁示了职官蓄乐敕令:“三品已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已上,女乐不过三人。”唐玄宗天宝十载(751)九月二日再度重申前令:“五品已上正员清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当家畜丝竹,以展欢娱。行乐盛时,覃及中外。”(《唐会要》卷三四)上述记载证实了唐代职官蓄养家乐已为朝廷所准许,所不同的是中宗敕令对职官蓄乐规模有明确的规定,而玄宗诏令则无。事实证明,中宗敕令对职官蓄乐数目所作的限定不合时宜,导致逾制现象丛生。譬如李孝恭“性豪奢,重游宴,歌姬舞女百有余人”(《旧唐书》卷六○《河间王孝恭传》)。李林甫“车马、衣服侈靡,尤好声伎,侍姬盈房,男女五十人”(《新唐书》卷二二三上《李林甫传》)。段文昌“出入将相洎二十年,其服饰玩好,歌童妓女,苟悦于心,无所爱惜”(《旧唐书》卷一六七《段文昌传》)。唐代民间富室蓄乐者也不乏其人,如陶岘“有女乐一部,奏清商之曲,逢林泉,则穷其景物”(《江西通志》卷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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