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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舶来品的汉化和合法化


□ 杜书瀛

  常见一些学界朋友对非本土的外来学名和学科提出质疑,责问其在中国的适宜性与合法性,对于用外来术语、概念、范畴解释中国古代文化现象,尤其不能接受。还有人认为外来学术文化侵占了中国的学术地盘,甚至扼杀了本土学术,致使中国学术领域成了西方学术肆虐的天下、成了它们的跑马场,以至于中国自身的传统学术被阻断了、被窒息了。美学即是朋友们常说的受到质疑的外来学名和学科之一。而我自己对这个问题也是常常心存疑虑:如此以来,中国美学、中国美学史、尤其是中国古代美学史,存在吗?中国美学和中国美学史是否被人为地、强性地“构造”出来的虚幻之物?我常常为此苦恼。我的脑子里时时有两个“自己”在互相诘问、论辩,有时这个占上风,有时那个占上风。最近我的认识有了一些变化。我是这样用。这一个自己”来说服“那一个自己”的。
  美学这个学名和学科,犹如哲学、文艺学(或称文学理论)、心理学等等学名和学科一样,诚然是舶来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从西方引人中国的。而且美学这一术语和这一学科在西方的产生,如果从德国的鲍姆加登《美学》面世(1750年)算起差不多才260年,如果从康德《判断力批判》出版(1790年)算起,则只有220年。但是,中国古代虽无美学(哲学、文艺学、心理学等等)之名,却不能说没有类似于西方世界中的那些审美现象和其他文化现象,也不能说没有类似于西方的美学(哲学、文艺学、心理学等等)之类的学术思想。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当然有自己的个性,然而也有一定的相通性。这种相通性就是彼此可以对话的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概念、范畴互相阐释的可能性。这是从逻辑层面来说的。
  从历史层面来看,若质疑用从西方舶来的学术语言、概念、范畴解释中国类似现象是否具有适宜性和合法性,还要看发生在中国学术实践和其他文化实践中的历史事实。单就美学领域而言,一百多年来,自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等人起,中国学界已经渐渐习惯了使用美学范畴、概念、术语来著文立说。首先是王国维、蔡元培在20世纪初即介绍和阐述美学学科的内容和意义,稍后徐大纯、萧公弼也撰文阐述美学理论。20世纪20年代之后以至三、四十年代,更有越来越多的学人如吕激、黄忏华、范寿康、陈望道、朱光潜、宗白华、丰子恺、滕固、邓以蛰、蔡仪、钱钟书等等运用新的美学理念来阐释中国现代和古代的有关审美文化现象和学术历史,撰写、出版了许多美学理论专著和美学史著作。到了20世纪50年代,有更多美学论著面世,还展开了一场美学大讨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大约有上百种美学理论著作和数十部中国美学史之类的著作出版,美学真的“热”了好一阵子。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这么多美学理论和美学史著作,连同它们所使用的美学术语、美学概念、美学范畴以及它们所宣扬的体系性的美学理念,居然已经被许多中国学人“接受”了近百年,因而也可以证明它们事实上已经存活了近百年。对这些既成事实,谁能否定它们的存在呢?进一步,谁又能轻易否定它们存在的适宜性和合法性呢?有人可能会说(有时我也自我设问):一百年来中国学人会不会并非自愿“接受”、而是不情愿地“忍受”或“容忍”了“美学”范畴、概念、术语的强行肆虐和泛滥呢?使用“美学”等西方术语、概念、范畴及其一系列观念体系解释中国古代的类似文化现象,会不会得上“水土不服”的病呢?倘如此,则一百年来的以“西”解“中”,应该被视为用“西方学术”之刀来硬性宰割中国本土特有的文化事实,不但其适宜性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而且其合法性更是需要讨论和论证的问题一它们不应自动得到承认、受到保护。诚然,这的确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第一,对究竟是自愿“接受”还是不情愿地“忍受”或“容忍”,需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们肯定是自愿接受的,20世纪20年代那些美学概论和美学史著作的作者们也绝非不情愿的忍受,而后来上百部美学论著、数十部美学史著作的作者和它们的广大读者,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众多参与者以及改革开放后“美学热”大规模的弄潮人,更不能说都是被迫无奈。总之,“接受”也好,“忍受”或“容忍”也罢,历史事实是,“美学”术语、概念、范畴已经使用了一百多年。对于某些人,或许开始是“忍受”,但渐渐可能变成“接受”了,于是也就“习惯”了,由“习惯”,也就成“自然”了。成“自然”者,也即纳入“自然法”的合法性范畴了。并且人们也没有见到美学观念体系的使用给中国学术、中国文化造成灾难性后果。中国学术依然存在,而且依然发展。
  第二,说到所谓“以西解中”是“硬性宰割”中国本土特有的文化事实,这还涉及到解释学(从古典解释学到现代解释学)中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今人“解释”历史,总是以今人的观念去“理解”和“说明”甚至“创造”历史,因此克罗齐说一切历史皆当代史。伽达默尔说:“理解就不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又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中国学人一百多年来已经在“内”“外”交互作用(包括相互碰撞、相互“格斗”、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之下,形成了自己的、也许是非“内”非“外”、既“内。又“外”的学术理念(包括美学理念)。他们正是以这种积淀着百年历史文化内涵的学术理念、美学理念作为“前理解”,去解释和书写历史,包括解释和书写中国古代审美活动的历史。这在现代解释学看来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理所当然的合法的学术行为。党圣元在最近出版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第三章之《从“以西解中”到视界融合》等节中,就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反思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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