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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是否仍为可能?


□ 罗桑瓦朗等

  皮埃尔·罗桑瓦朗(Pierre Rosanvallon)教授作为法国学术界的一颗新星,经历了一条很特殊的学术道路。他毕业于法国高等商业学校,然后长期为法国一个著名工会组织“劳动者民主联盟”做顾问工作,成为了工会活动家。他也曾经担任法国著名政治家米歇尔·罗卡尔的顾问,因此,本来可以走上政途,但是,他选择了从事知识分子的工作,对西方和法国的民主的观念形成和演进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就这个题目已写过十五本著作,最有名的一本为《公民的祝圣——法国普选制的历史》。二○○三年十月,罗桑瓦朗教授来到《读书》编辑部,就“在二十一世纪是否还有提出社会乌托邦这一概念的可能”,与大陆学者进行了座谈。
  罗桑瓦朗(以下简称罗):作为知识分子有两大任务,一是写,二是讨论。现在我们就来讨论吧。历史地看,整个欧洲关于乌托邦的思考,都是围绕着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建立起来的。一方面是对于理性的力量的确信,另一方面是对于意志和想像力的力量的确信,这两个方面分别对应着关于一个良好社会的两个定义。第一个,也是在十八世纪关于社会的经典定义是:一个良好的社会是一个理性的社会。因此,一个好社会要由富有知识的君主来统治,也就是说,文人和学者才应该是真正的君主。由于讲到了欧洲的历史,这里面恐怕要插入重要的一点:欧洲在十八世纪关于自由的定义有两个,一个是英国的,一个是法国的。英国关于自由的定义是发展个性,发展小的、中间的权力,或者说地方的权力,所谓自由就是远离中央权力,并且不受中央权力干预。法国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启蒙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批评这种英国式的想法,认为这种思想会产生不平等;相反,他们认为,关于自由的好的定义,指的是通过普遍性来提供的保护,也就是说,要由良好的中央权力来保护自由。英国人认为,自由是通过弱化权力而获得的; 法国的启蒙人士如狄德罗、卢梭则认为,自由相系于强大但理性的中央权力。法国大革命正是继承了这一关于良好的理性权力的理想观念,其结果是,把民主设想成一种为了人民的权力。但是,法国大革命还有另一个中心思想,就是用人民来代替国王,因此,在国家中行使控制权力的应该是集体的意愿,由之而产生了民主的第二个定义:通过人民来行使的权力。因此,法国的政治模式和法国大革命正是体现了这两种定义——为了人民的民主,和由人民来行使的民主——之间产生的紧张。这种紧张,法国大革命并没有能够解决,法国的政治史也就始终在这两极之间摇摆,一方面是贵族统治的、理性的乌托邦,另一个方面则是直接民主的乌托邦。在十九世纪,使得这一张力有所削弱的办法,是关于进步的理念。进步,使得意愿与理性融合起来,并且使得人们总是从将来的角度出发来思考现在。这一根据未来而定义现在的视角,可以说是全世界进步派人士普遍的思维方式,无论是机械主义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乃至浪漫主义美学,进步观展现在各个领域中——意识形态,对于权力机制的设想,乃至文学。在欧洲,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这一进步思想出现了衰落之势,此种情况实际上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相联系的,也是与对专制主义的辨析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七十年代,对进步主义的批评有两种表达,一个是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方向,比如在中国流行的利奥塔,他的主要命题就是“故事已经完结了”,也就是进步已经完结了。对于这一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带有哲学色彩的对于进步主义的批评;另外,还有从政治角度对进步主义的批评,这一角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欧洲被称为对专制主义的批评。这一批评角度,又在八十年代与柏林墙的倒塌联结在了一起,正是从这个时刻起,在欧洲,革命的概念被彻底地废除了,对于现在,已经不再是通过未来的角度来思考了。可以说,第一个幻灭,是对关于进步的思想的幻灭。此外还有另一个幻灭,就是所谓市场社会的乌托邦,也不能让人认为是理想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欧洲,自由主义以两种方式十分盛行:此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备受批评,并且强调对经济集中化的反向(分散化)调整;同时,政治自由主义的重要作者,如托克威尔等人,则被重新加以肯定。因此,我们正在处于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怎样来超越这双重——关于进步的终结和市场社会的——幻灭呢?有些作者,如福山,就主张,我们可以没有乌托邦地生存,历史已经终结了。但是,从最近发生的冲突和战争,我们就看得出来,历史并没有终结。因此,在欧洲,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我们怎样重新来定义乌托邦?既不是基于我们过去那种处在进步观念下的被动视角,也不是被动地接受市场经济转变成市场社会的状况。我们可以说,在欧洲,社会主义左派正经历着危机,因此,从整体来看,问题就是如此: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极端右翼保守主义之外,是否还可以有一种思维路径呢?我认为答案是有的,而且涉及到我们今天的讨论。新的乌托邦,可以是民主的乌托邦,但是,这一民主不能被定义成一种模式,而是定义成一种经验。我目前尝试入手的历史性工作的意义,就是想要说明,民主的历史是一系列矛盾的总体的历史。这些矛盾,包括对公民性的定义,对政治代表性的定义,对主权的定义等等。因此,民主不可以当作一种模式来看待。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模式之间区分高低等级,但是民主却应该定义成我们如何经历所有种种矛盾,从这个角度看,这些矛盾的历史在欧洲至今仍然生命力不衰。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民主并不只是规定了某种机制、某些政治程序,民主也要定义某种社会形式。这里要从语义学上做一点说明,到十九世纪中叶为止,在法国,民主一词指的是权利平等的社会,而不是指普选制,这说明“民主”一词原本是按照社会性的范畴来定义的。如果把民主看做一种新的乌托邦类型的话,是从两个意义上说:一是,民主的进程成为一种政治性的机制;二是,民主社会在平等和社会正义的原则指导下不断发展。这种乌托邦不是指向一个遥远、有待实现的外部目标,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外在的乌托邦,而毋宁说是一种内在的乌托邦,是指一种自我的作用。对自我的作用,也是从两种方式来说的:在对问题的解决方式越来越分散的情况下,要在一个社会中对所存在的问题产生越来越多的共同意识,就必须让社会具有透明性和可视性。至于乌托邦作为一种社会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让社会正义的问题永远处于开放的状态,不是将之视作一种机械的、如同代数运算那样的解题过程,而是作为一个永恒的社会问题,不断被重新提出。这样,乌托邦就不再联系于一种外在的进步观,而是联系于一种内在意愿的观念。借用福柯的话,也可以说乌托邦就是一种社会医学,一种作用于自我的学科。如此,我们就可以按照这样一种方式——即传统哲学中对自我起作用的方式——来理解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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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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