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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足站在土地上的文学家


□ 丁文玲

  “我向来不喜欢纯文学,文学最大的用处还是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写作的人,必须脱去一切束缚,赤裸裸地站在土地上感受才行。” 陈若曦说。
  这位越老活得越潇洒漂亮的女作家久未出手,因为九歌出版社创办人蔡文甫力邀,决定以接近三年的时间,爬梳一生的经历,写出回忆录,作为献给自己七十岁的礼物。这部重要的书出版时虽有报导,却少有访问深刻探及她充满传奇性的命运转折及内心世界
  
  
  深受母亲的影响
  
  陈若曦出身农工家庭。生于台湾台北县永和市的她,曾祖父从福建颍川只身赴台,是向地主租地耕种的佃农。祖父那一代起,改业从事木匠工作,父亲因为手艺不错,继承了祖父的家业,也以木工维生。在陈若曦的成长时期,父亲的工作主要是替人们补破损的木制家具,或是替当时殖民统治台湾的日本人修缮木造房屋。
  母亲对陈若曦影响至深。外公与曾祖父同样,都是生活清苦的佃农,不过由于重男轻女的观念,还有当时台湾贫苦民众的惯行做法,陈若曦的母亲,不到三岁就被送到别人家做养女,成为俗称的“童养媳”。而“卖掉”她所得的金钱报酬,则拿来“买”另一个童养媳进门,准备给家中男孩长大后“送作堆”,省去日后讨媳妇的庞大花费与开销。
  陈若曦坦言,她温和坚毅的女性意识,都来自于母亲:“那个年代,养女是变相的奴婢。母亲要承担起全部的家务,包括种菜、喂鸡,还得春来采茶,夏天拾穗,起早睡晚,无时不在忙碌中。”她透露,祖母,也就是母亲的养母兼婆婆,据说脾气乖戾,很会责罚母亲,掐肉、捶脸、扯发、棒打……样样都来,可是母亲却很认命,也不愿重复这样的母女或婆媳虐待模式,亏待自己的养女,或将亲生女儿陈若曦送给别人做养女。母亲是一位相当慈爱且充满牺牲精神的伟大女性。
  “看野台戏是母亲唯一的娱乐,她看戏十分投入,悲剧角色尤其能感同身受,往往泪流满面,哭成泪人,散场回家还一路抽泣不已。”陈若曦心疼地回忆:“母亲成长于非血亲的大家庭中,备尝孤立无援的痛苦,唯一可以依赖的是一群结拜姐妹。她们多半也是养女出身,彼此谈心诉苦,有事互相帮忙,相濡以沫。”
  看尽母亲那一代女性的悲惨辛酸,陈若曦体认到,想要摆脱女人的宿命,只有抓住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读书、升学。陈若曦的父亲是个好工人,雇他修过屋的日本人仓卒离开台湾时,曾经因为这层人际关系,把房子还有带不走的东西,统统赠与他。但国民政府来台湾时,却硬是要说陈家“占住”公产,让陈若曦的父亲感慨:“都是没上学才会吃这种亏。”为了弥补遗憾,他十分鼓励子女读书,从来没有阻挡过陈若曦的求学之路,陈若曦甚至还上过幼儿园,也从北一女,台湾大学外文系,后来留美,至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取得硕士学位,脱离工农身分,成为一位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女性精英。
  
  
  另一个美丽新世界
  
  除了教育,政治与文学是陈若曦的另一个“美丽新世界”。陈若曦的母亲一心期盼她“嫁好尪”,得夫婿疼爱;父亲虽督促、“放任”她读书,却也和大多台湾人一样,告诫陈若曦“不要碰政治”。即使父母非常反对陈若曦涉入政治,但童年亲眼看到“二二八事件”在身边发生的陈若曦,还是比其它人多了些政治敏感。北一女时期,话剧老师崔小萍与舞蹈老师蔡瑞月,双双受到国民党白色恐怖迫害,也让她顿生疑惑,待进入学风自由的台湾大学外文系之后,陈若曦更是大胆的,与白先勇、王文兴、李欧梵等人结成“南北社”、创办《现代文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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