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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理念,开阔视野,引领文潮


□ 阎国忠

  《文艺研究》三十年是伴随改革开放走过来的。它是一个窗口,从这个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一个非常耀眼的侧面——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生机勃勃、日趋繁荣的景象。
  美学是思想、文化、文学、艺术荟萃之地,同时是衡量它的一个尺度。
  三十年中,美学最大的变化是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受当时政治斗争和哲学思潮的影响,上世纪50、60年代美学被卷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争论中,四大派各树一帜,各据一方。经过几个回合的讨论和辩论,人们意识到美学作为哲学的分支,虽然不能离开主观与客观这类问题,但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审美活动是如何形成或审美愉悦是如何发生的。实践,是一种回答。实践美学渐渐在美学界占据了主流。但是,实践如果指的是“人化自然”的实践,这是群体的、物质的实践,而审美活动是个体的、精神的活动,中间至少有许多环节尚需要给以说明。后实践美学及其他非实践美学的兴起,一下子把实践美学背后的许多重要的问题翻腾出来了。审美的生理与心理的关系,感性与理性关系,经验与超验的关系,原始意象与现实感受的关系,认识、情感与信仰的关系等等都成了人们关注的重心。于是美学向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化学延伸开去,形成了广大的发展空间,并产生了空前广泛的影响力。
  《文艺研究》遵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现实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理念,见证并引领了这一历史性过程。
  印象很深的是,创刊伊始,《文艺研究》就首发了毛泽东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周恩来的《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刘少奇的《对于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等,随后,又刊发了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这是在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时期具有指导性、纲领性的文献。这些文献,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就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以及文艺的批判继承等做了重新解读,进一步强调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于发展繁荣文学艺术的意义,号召作家和艺术家在广泛吸收和借鉴中国古代和西方优秀的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中国气派和风格的作品。这些文献为学术界和文化界的思想解放提供了空前良好的政治环境和话语空间。
  此后,《文艺研究》就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及其相关的人性论、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讨论可以看作是美学以及文艺学领域思想解放的契机和开端。朱光潜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并没有很深奥的道理,但是由于它向“人性即阶级性”或“社会性”这一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把人性归结为自然性,产生了极富爆炸性的影响,引发了长久的学术论争。只《文艺研究》,从1979年第3期到1984年第3期,就发表有关文章二十余篇。人性和人道主义这个学术禁区打开了,被禁锢和半禁锢在禁区中的“自我”、主体、心灵、性、潜意识、幻觉、梦境、信仰、审美定势、前定和谐、原始意象,一句话,人的整个内在世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切关注;以人的内在世界为营生的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柏拉图、普洛丁、康德、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王尔德、生命哲学学派、存在主义学派等等更成了人们争相讨论的热门话题。人们重又郑重地踏上了“人啊,认识你自己”的路。
  面对来自西方和中国诗论、画论中的丰富的美学遗产,人们不免有些眼花缭乱,无所适从。这是丰收的季节。50、60年代形成的各派美学利用这个机会极力调整自己,充实自己,完善自己,克服各自先天的不足。派别之间的对立在彼此借鉴中趋近淡化和消泯。蔡仪以马克思讲的“美的规律”进一步确证了美是典型的结论;朱光潜在实践概念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主客观统一论;甚至吕荧、高尔泰的美即美感论也在某些经典文本中找到了新的支撑点。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一直“散步”在学界之外的宗白华也以其独到的充满形而上学意味的意境论闯入人们的视野。李泽厚的《美学四讲》出版以后,以他为代表的实践派美学内部发生了新的分化和组合。李泽厚陷入了“实践本体”(“工具本体”)与“人类学本体”(“心理本体”)的二元论中不能自拔,他的美的本源、美的性质、审美对象彼此分立的说法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蒋孔阳在得出了“美是多层累的突创”的结论后实际上走向了朱光潜;坚持原有的实践美学立场的只有刘纲纪,而刘纲纪在美与自然、日常生活、自由、主体性、超越性等关系的问题上又面临着来自新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和其他美学的质疑与挑战。中国美学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探索、冲撞和整合时期。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批比较美学文章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美学开始自觉地与西方(以及东方)美学的对话、交往和互动,从而成为影响世界美学整体建构和格局的一个因素。三十年里,《文艺研究》先后刊出这类文章大约十几篇。可以看出,中国的比较美学正在走出最初的纯印象和纯概念层面的比较,步入以命题、主旨、底蕴、价值、影响、方法层面的比较。其中几篇涉及到中西马克思主义美学、中西美学基础理论和方法、中西审美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文章给我们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因为从中听到了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有长久的研究历史,有稳定的研究群体,并且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经过上世纪50、60年代及以后的讨论和争论,基本上已形成了几种可以作为依持或参照的思路和范本;审美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近半个世纪来又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从王国维、蔡元培开始,许多美学家和教育家为我们做了理论上必要的准备。可以说,这几块我们都已有了自己的立足点和话语权。美学是在西方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背景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启蒙运动。它的目的是在审美理想和道德意志普遍衰退的情况下,维护人类自身的尊严、完整以及社会的安定。而这正是中国当前所面对的问题;而且现代资本主义所遇到的工具理性、异化和资本的拜物教等许多问题也给我们的未来发展亮出了“黄灯”,所以为了社会和美学自身发展的需要,都要比较,以便在“综合”和“折衷”的基础上“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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