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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1964年版)的社会学反思


□ 支 宇

  从布尔迪厄反思社会学看,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1964年版)以一种教科书式的体系性集中而典型地代表了共和国前期文艺学知识生产的独特性。作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个案,它从根本上反映出共和国前期(1949—1979)中国文艺学知识生产在知识资本与竞争策略上的四个基本习性。
  
  在20世纪中国文艺学史上,共和国前期(1949—1979)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经由建国初期社会结构、文化场域与知识生产秩序的重组,共和国前期的文学活动与政策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当代文艺学知识生产“场域”与“习性”的基本特征。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1964年版,以下均指此版本)①一书以教科书式的体系性极为充分地体现了共和国前期文艺学知识生产在知识资本与竞争策略上的基本特征。作为60年代两部全国统编教材之一,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与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1979)相比因其出版时间更早(1964)、篇幅更大(上下册、共计526页)而成为我们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文艺学知识生产性质与特征的重要标本。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界对《文学的基本原理》及其为代表的文学意识形态论已多有反思,但这些反思基本上都属于“本质主义”的反思方式和话语方式①。为了避免“意识形态”与“美学”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也为了避免重复那些站在审美主义立场上对《文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的话语批判,本文拟借用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反思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的“场域理论”来对《文学的基本原理》及其所代表的文艺学知识生产方式进行讨论。“场域理论”致力于客观呈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特定文化“场域”(field)的性质及其生产“习性”(habitus),反对根据任何一种“本质”观念对其进行真理性判断②。依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不再依据任何自以为是的文学“本质”(无论是“审美”还是“意识形态”)来对文艺学知识进行本质主义的判断,而将注意力放到对文艺学知识生产的内部规则与基本“习性”的客观呈现上。
  在方法论上,本文禀承社会学知识的实证性与精确性,拟将讨论建立在对该书所有注释进行分析统计后所得到的数据基础之上。为此,笔者专门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对全书819个注释③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和精确的统计。数据库收入了全书819个注释所包含的所有信息(包括作者姓名、文献篇目、所在页码、主要引语及出版信息等内容),共分为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列宁斯大林文献、毛泽东文献、俄苏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文论家文献、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现当代文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外国古代文论、西方现当代文论、外国文学作品和其他注释共计12个工作表。从而统计出全书注释所引作者总数、文献篇目总数以及各自的频率等基础数据④。在此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再对共和国前期中国文艺学知识生产的知识资本和竞争策略进行话语分析与理性阐释。以下,我们主要从“熟悉度”、“体系性”、“民族化”和“世界感”四个方面来深入检视1964版《文学的基本原理》所呈现出来的文艺学知识生产习性。
  
  一、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文献的熟悉度
  
  1964版《文学的基本原理》在文艺学知识资本和竞争策略上体现出来的第一个特征是“熟悉度”,它所表征的是对经典马列著述、毛泽东著作和被当时所认可的其他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著作的熟悉程度,其具体指标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作家及文献引用的广度和频率。
  数据显示,全书共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共计103次,占全书总注释量的12.6%。引证次数最多的是《共产党宣言》,共19次,紧随其后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共17次。其次分别为《给明娜•考茨基》(9次)、《给马尔加丽塔•哈克纳斯的信》(8次)、《给斐迪南•拉萨尔》(6次)、《<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5次)、《致康•施米特》(4次)。
  在列宁著作引用方面,全书总计所引列宁著作共计41次(文章22篇)。其中,引用最多的篇目是《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6次),其次是《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5次)、《怎么办》(5次)、《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3次)。全书对斯大林著作的征引量很小,仅有著作3篇,共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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