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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动时期的惶惑


□ 李庆西 丰子恺 丁 聪

  重读《阿Q正传》
  
  《阿Q正传》是悲剧还是喜剧,学者们曾有过争论。于是,有人出面调停,谓之“悲喜剧”。这种两可之说自无闪失,颇具“和光同尘”之妙谛。然而,终是未能忘记提示人们别忘了作品中那些嬉耍逗哏的成分。其实,这“悲喜剧”的说法,如果不是一个出色的噱头,便显得多余、累赘。举凡古今中外的喜剧作品,只要真正楔入人的生存境况,多半也还是悲剧。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不就是一种明证?鲁迅写阿Q,显然不是作为一般的开心话题,在它一连串让人发噱的笑料背后,真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悲剧。当然,这个悲剧有它特别之处。
  在所有的悲剧中,阿Q的命运或许最能够说明人生的被动状态。毫无疑问,鲁迅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塑造的这个人物,实在是浑浑噩噩,没有理想,也更无追求。我们知道,大多数悲剧总是沿循西西弗斯的模式,从接近理想顶点坠落,以便向人们展示价值的毁灭。换个说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悲剧主人公的可怕的结局,可以说是他们自己惹出来的。当然,他们必定为某种欲望所驱使;他们执着的行动,除了信念,也许还有道义上的理由——这就是某个经典说法中所谓人物的“主动性”。可是,阿Q却不然,那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角色。这个乡村流浪汉从未有过认真的企望,甚至都没有发生过成家过日子的念头。在大部分日子里,他缺衣少食,度日艰难,而且还生活在逆来顺受的屈辱之中。他倒是早已习惯了这种环境,决不抱怨命运的不公,比如人家不许他姓赵,他可以不姓。当然,这家伙偶尔也有一些即兴发挥的主动精神,比如对王胡、小D的挑衅。不过,那决不是跟命运挑战;在阿Q眼里,那两个家伙是比自己更弱的弱者。“柿子捡软的捏”,这是阿Q的一贯政策。包括调戏小尼姑以及要跟吴妈“困觉”之类,也只是在弱者面前撒野的表现。阿Q固然需要异性(从生理上说,他还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但实在说不上是“君子好逑”,他毕竟没有兴趣(或曰胆量)到秀才娘子窗下去唱小夜曲(或莲花落)。
  不过,阿Q也曾一度让人刮目相看。那是钱财的杠杆橇开了未庄人的眼眶子——由于他在咸亨酒店扔出满把的铜钱,并将城里偷得的绸裙纱衫之类售与邹七嫂那些娘们,几天之内,从酒店到茶馆,从“浅闺”到“深闺”,迅速获得了普遍的敬畏。只是好景不长,很快跌落,从“中兴”跌入了末路。由闹剧走向悲剧,有点像股市上的高开低走,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对阿Q来说也不算出格。然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中兴”究竟是怎样一种机缘。
  严格说来,阿Q短暂的“中兴”史——他在未庄出人头地的机会,有过前后两次:一次是销赃而“发财”,一次是趁乱而“革命”。虽说前后两次性质略有不同,但是都跟时势相关。阿Q参与偷盗那次,已是革命前夕山雨欲来的动荡时节,绍兴城里大概已是乱得可以。值此良机,劫富济贫,亦自顺乎潮流。反正在阿Q之辈的脑子里,革命无疑就是打家劫舍。这一点,鲁迅写得明明白白。阿Q对“革命”的憧憬,实在是他百无聊赖的一生之中最辉煌的一瞬。他跳跃的思想中,倒是实实惠惠地抓住了“东西”二字,“……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除了钱财,就是掂量未庄的女人了,这上边他还没有想得十分停当。不过,这也十分难为了阿Q,如果不是遇到“革命”这般形势,他决不至于花费这些脑筋。应该说,“革命”是阿Q一生的转折点,“革命”竟使得萎靡不振的阿Q精神陡生!所以,观照阿Q的命运,不能不注意到他在大变动时期的精神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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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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