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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的乡愁


□ 韩东育

  东亚列国在近代遭遇困厄,无疑与自身的学术状况有关。“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一度被“向西方寻求真理”和“脱亚入欧”所置换,当是没有亲历过那场“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者所无法感受和不好理解的。然而,即使一个半世纪后回头观望,“唯西方马首是瞻”口号的“过度”处仍然值得讨论。如果允许用一个极端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即假如东亚人当年真的全部听信了前岛密、南部义筹和周树人、瞿秋白等列位的极端式“建言”,那么,中国和日本的现行通用文字,大概早已变成了罗马字母这种曾被日人讥为“蟹文字”的语言符号了。
  汉字之所以面临过如此窘境,一则因为在西方“近代”、“科学”和“民主”的比照下,人们过多地强调了它所裹挟的意识形态成分——“封建主义的文字载体本身,就是近代化的巨大阻碍”;二则因为汉字在掌握上确实有难识难读费时费力等特点——“千百万字的汉语,使学问的普及难度要远远大于二十六个字母的排列组合”(参见仓石武四郎:《汉字の运命》,岩波新书一九五二年版)。然而,不要说汉字的母邦中国,就是声称“汉、洋既俱属他国,何不可舍汉而从洋”(南部义筹语)的日本,也没能真正完成这场“文化大革命”。相反,东西方文化汇合的结果不但没有使汉字消亡,反而极大地刺激、丰富和强化了汉语的潜质、语汇和功能。在日本,一度的“和汉对立”竟因“洋学”袭来而再度联手,甚至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政府在通过“学校令”首次整顿大学制度时,“国学”逞威于幕末的毒性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消解,学院式的“和汉文学”(和文学、汉文学、汉学)开始出现,“国史”、“国文”和“国语”也进一步以学科领域的形式得到组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史学,既是从国学当中析出的汉学部分,也是从汉学中析出的国学部分。由于“汉学”和“洋学”的对置并不表明日本人排斥洋学,而是如何实现两者间的互补与合作,因此,中村正直(一八三二——一八九一,汉学者兼洋学者)的话,部分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真实信息:“有汉学之基者而进于洋学,常显非常之功效”,“观今日洋学生徒中森然挺立头角且可托万里前程者,皆乃汉学功力深厚者也”。反过来,那些没有“汉学之基础”而只习英学者,则“惟语学可以上达,亦皆进至所难而止”(《汉学不可废论》,见“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6《文体》,岩波书店一九八九年版),而“将来有欲大入洋学之堂奥者,必先大力涵养汉学功力”(牧野谦次郎:《日本汉学史》)。黑住真教授指出:“明治人及其社会在各种场合都不断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洋学’是竖立于‘汉学’基础上的学问。”(《近世日本社会と儒教》Ⅰ-6,ぺかん社二○○三年版)
  然而,这同样不能证明日本对汉学的“合理主义”观念论就没有批判。一大批明治精英曾严厉地指出过汉学者的固陋,认为其万事皆备然而粗疏笼统的弊端倘不加以克服,汉学的学术生命将为之终结。由于态度相对理性,所以日本人对西学的连类格义功夫,似不比中国人差。特别是明治时期,其领域的对接范围、速度和程度还要广于、快于和精细于中国人许多。一个典型的事例是,近代以来日本人所译概念的受众,已远超严复者不知凡几,致使严译术语不要说在日本,就是在后来的中国人当中也少有使用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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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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