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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的乡愁


□ 韩东育

  东亚列国在近代遭遇困厄,无疑与自身的学术状况有关。“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一度被“向西方寻求真理”和“脱亚入欧”所置换,当是没有亲历过那场“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者所无法感受和不好理解的。然而,即使一个半世纪后回头观望,“唯西方马首是瞻”口号的“过度”处仍然值得讨论。如果允许用一个极端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即假如东亚人当年真的全部听信了前岛密、南部义筹和周树人、瞿秋白等列位的极端式“建言”,那么,中国和日本的现行通用文字,大概早已变成了罗马字母这种曾被日人讥为“蟹文字”的语言符号了。
  汉字之所以面临过如此窘境,一则因为在西方“近代”、“科学”和“民主”的比照下,人们过多地强调了它所裹挟的意识形态成分——“封建主义的文字载体本身,就是近代化的巨大阻碍”;二则因为汉字在掌握上确实有难识难读费时费力等特点——“千百万字的汉语,使学问的普及难度要远远大于二十六个字母的排列组合”(参见仓石武四郎:《汉字の运命》,岩波新书一九五二年版)。然而,不要说汉字的母邦中国,就是声称“汉、洋既俱属他国,何不可舍汉而从洋”(南部义筹语)的日本,也没能真正完成这场“文化大革命”。相反,东西方文化汇合的结果不但没有使汉字消亡,反而极大地刺激、丰富和强化了汉语的潜质、语汇和功能。在日本,一度的“和汉对立”竟因“洋学”袭来而再度联手,甚至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政府在通过“学校令”首次整顿大学制度时,“国学”逞威于幕末的毒性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消解,学院式的“和汉文学”(和文学、汉文学、汉学)开始出现,“国史”、“国文”和“国语”也进一步以学科领域的形式得到组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史学,既是从国学当中析出的汉学部分,也是从汉学中析出的国学部分。由于“汉学”和“洋学”的对置并不表明日本人排斥洋学,而是如何实现两者间的互补与合作,因此,中村正直(一八三二——一八九一,汉学者兼洋学者)的话,部分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真实信息:“有汉学之基者而进于洋学,常显非常之功效”,“观今日洋学生徒中森然挺立头角且可托万里前程者,皆乃汉学功力深厚者也”。反过来,那些没有“汉学之基础”而只习英学者,则“惟语学可以上达,亦皆进至所难而止”(《汉学不可废论》,见“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6《文体》,岩波书店一九八九年版),而“将来有欲大入洋学之堂奥者,必先大力涵养汉学功力”(牧野谦次郎:《日本汉学史》)。黑住真教授指出:“明治人及其社会在各种场合都不断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洋学’是竖立于‘汉学’基础上的学问。”(《近世日本社会と儒教》Ⅰ-6,ぺかん社二○○三年版)
  然而,这同样不能证明日本对汉学的“合理主义”观念论就没有批判。一大批明治精英曾严厉地指出过汉学者的固陋,认为其万事皆备然而粗疏笼统的弊端倘不加以克服,汉学的学术生命将为之终结。由于态度相对理性,所以日本人对西学的连类格义功夫,似不比中国人差。特别是明治时期,其领域的对接范围、速度和程度还要广于、快于和精细于中国人许多。一个典型的事例是,近代以来日本人所译概念的受众,已远超严复者不知凡几,致使严译术语不要说在日本,就是在后来的中国人当中也少有使用者。
  “和制汉语”的登场,是东亚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根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据和学者的研究,出典于现代日本文献的汉语词汇,共计四百五十六个(《中日现代汉语对照词汇表》);近代词汇五百一十九个(《汉语百科大辞典》)。我之所以相信大家都会对“和制汉语”抱有浓厚的兴趣,是因为现代中国人很少能想到平素随口就来的大量日常用语,居然会来自日本;也不太敢相信几千年的古老汉语竟会有如此强韧的更生力。这些在幕末明治期曾一度被称作“新汉语”的语汇所创出的新概念竟如此丰富,以致“概念”一词本身,也出于日本人的创造。陈力卫的研究成果显示,由于“观、学、性、觉”等语尾词的采用提高了新汉语的造词能率,因而不仅为日本吸纳西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且经由留日学生对日本著述的大量翻译,还使流风所至,遍及中国、朝鲜和越南,一时间竟造成了学术话语的“逆输入”景观。由此而形成的近代知识结构和共有价值体系,对各国的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制汉语の形成とその展开》第四章,汲古书院二○○一年版)。
  但是,由于这些造词在形式上仍然是汉字的组合,因此,正如“新汉语”一词所明示的那样,虽说这是对西洋知识的翻译,但本质上仍不过是汉语对新事物的格义和摹写。这恐怕也是日本以外的东亚地区能够迅速接受和使用日式汉语的原因之一。沈国威指出,日本人在翻译西方概念时曾采用了直译(翻)、意译(义)和音译(音)三种处理方式。其中,幕末明治之际多行直译;明治启蒙者如福泽谕吉和西周等人多行意译;进入大正阶段,音译才渐成主流。用片假名来表记的音译词汇固有快速便捷的好处,可意思的直观性却因假名本身的纯粹表音性质而无法像汉字那样一望便知。由于这种弊端因外来语数量的激增而越发积重难返,因而近年来日本人开始担心,认为这样下去将造成汉字文化圈无法继续与西方共同拥有新概念的结局。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就是如何用汉语翻译词来代替音译词。沈氏认为,江户兰学者的工作,将会给这项研究带来有益的启示(《阑学の语と新汉语の创出》,见《十九世纪中国语の诸相》,雄松堂二○○七年版)。而我以为,这种启示如从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三十年的语汇现代化经验中去获得,意义可能会更大些。由于再复杂的现代科技术语,一到中国环境都几无例外地变成富涵中国文化意蕴的汉语,所以现代日本所遇到的语言难局,在中国人看来好像并未构成问题。这意味着,作为锤炼了数千载的高度成熟语言,汉语不但可以应对东西世事的万端变化,还足以使任何无视“六书”造字原则的纯注音符号日益显露出意义的干瘪和苍白。事实上,这笔弥足珍贵的巨大文化遗产,不但成功地迎接了梵文的挑战,为佛教创造了覆盖东亚并足以向印度“逆输入”的灿烂宗教文化,其在近代文明的狂飙骤雨面前,亦未尝不卓然挺立,实现了那些决计向“蟹文字”全面投降者所无法想象的自我更生。由于汉语的出色表现并没有构成近代化诠释的语言障碍,这就给即将完成现代化改造任务的东亚地区提出了区域文明该如何继承和发展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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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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