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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流、长今与“超女”


□ 李旭渊

韩流、长今与“超女”
李旭渊

  随着韩流在东亚地区的风行,许多韩国学者开始致力于破解这一流行的秘密,破解韩流文化的DNA。其中,大家最关注的,是解释东亚人为何会接受并热衷于韩流这一问题。答案则会指向韩国文化本身的特性,即认为,韩流中蕴含着与西方文化或者其他东亚文化相区别的、韩国固有的文化DNA。比如说,李御宁认为韩国文化中携带着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嫁接形成的独特的文化DNA,韩流作为“半岛形文明”的产物,“并不从属于大陆或者海洋文化,而是大陆与海洋这两种文明混合而成的半岛型新文明”。由此,便可以说,韩流是向人们预告二十一世纪“半岛型文明”走向辉煌的一个征兆。
  与李御宁相类似的见解是传播相当广泛的一种言说。在此,韩国文化的混种性是指传统和现代、东方(亚洲)和西方混合而成的混种性。韩国文化的这种混种性,一方面把西方文化过滤得符合东方人情愫,另一方面,还起到了将东方的因素改编成西方的、现代的因素,履行了双重的职能。此外,这一派观点还评价说,韩国文化实现了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完美的结合,在丝毫不夸张地融合西方和现代特点的同时,又拥有着东方固有的文化传统,例如,以儒教为基础的情感,以及重视家族的观念等所谓的东方的价值观、亚洲的价值观。正因为如此,韩国文化的这一混种性才会引起了东亚人的共鸣。
  相反的一种观点,则认为韩流中独特的文化DNA催生于其近现代史。比如,白元淡认为,韩流之中蕴含着由于长期的边缘生活而造成的强烈批判性,此外,殖民地、分裂、独裁的历史所碰撞出的多元指向型文化,以及韩国社会的驿动性、互联网的双方互动型文化、驿动的文化生产力、对西方文化的改写等其他各种韩国的经验,也都起着作用。在与韩国有着相似历史背景的东亚地区,韩流之所以成为一种流行,原因就在于此。
  如果说李御宁的看法代表了一种保守观点,那么白元淡的见解则代表着进步的观点,但是,从政治范畴来看,两者在对韩流的分析方法上是一致的,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分析方法。当然,不能说关于韩流的这种解释就是错误的。但是,从所谓韩国固有的文化DNA角度来解读韩流,其预设的前提是,韩国文化具有与其他东亚国家的文化相区别的某种独有的特点,而这一独有的特点相比于其他国家,具有文化上的竞争力优势。如此,则韩流在东亚的流行,就成了文化水平从高流向低,成了文化交流的单向模式。进一步地,韩流就成了东亚文化应该追求的一种理想文化形态,具有其他东亚文化所不能取代的突出意义和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沿着这一立场进一步推进的话,那么,原来只是韩国这一个别国家的“文化”的韩流,必然会在不知不觉间超越国籍的界限,上升到一种普遍“文明”的水准。正是因此,李御宁视韩流为二十一世纪“半岛型文明”的象征,并认为韩国将会引导二十一世纪的新文明。而在白元淡那里,对于当前东亚选择了韩流这一现象的表述,与相信东亚的文化选择只能是韩流——对于韩流的一种未来的展望——二者互不区分,混淆在一起。把韩国固有特点结合进对韩流的分析,作为一种本质主义的解释,很容易最终发展成为在韩流上的民族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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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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