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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民族主义与想象——佳亚特里·斯皮瓦克访谈录(下)


□ 生安锋 李秀立

  二、影响、翻译、贱民、身份
  
  生安锋:我们都知道,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曾深受过一些著名思想家的影响如马克思、福柯、德里达、德曼、海
  德格尔、葛兰西和赛义德等,所以能否请您谈谈您的理论来源?谁是对您的学术成长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斯皮瓦克:我不认为赛义德对我有多少影响,我们是好朋友。我比霍米·巴巴大许多,赛义德又比我大许多。我觉得我们都受到过同样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间很相似的原因。从智性上讲,马克思和德里达对我有过很大的影响。但有些经历也给了我很多的教益,如教育那些从来就没有念过书的人。这也是一种影响,一种特殊的影响……当有人对全世界进行笼统的概括时,我就知道他们错了,不是因为我读过什么书,而是因为我曾经与那些学术圈外边的人走得很近很近。赛义德出版了《东方主义》(Orientalism)后,“东方主义”轰动一时。我认为,赛义德的著作从很多十分重要的方面改变了文学研究这一学科。但我自身却是太老了,没法完全受惠于这本书。赛义德和我初次见面在1974年,是在《东方主义》出版之前。我们是好朋友,而且最终我们都在一所大学教书。我开始不知道那本书会蜚声全世界,但在某种程度上,我很喜欢读那本书,并确实受到感动,很像《报道伊斯兰》(Covering Islam)和《巴勒斯坦问题》(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后两本书我尤其觉得令人感动。我读《东方主义》时已经很晚了,因此我想赛义德和我是受到相似的事物的影响吧。你会发现,尽管赛义德的政治是密切关注中东的,但在分析中他的实际材料却有很多是来自大英帝国。从中可以看出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而且,赛义德和我经常探讨民族主义的问题,他在很多场合多次公开说过,一旦巴勒斯坦国建立,他将是其最严厉的批评者,因为他知道,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是走不远的。没错,那本书的影响力之大是不可思议的,它确实为本学科创造出了某种新角度,它对我的影响不是直接的,我们更像是朋友。在某种程度上,他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与我其实是没有很大差别的。
  赛义德和我之间的区别,我想这类问题其实应该由别人来回答,但就两种表述(representation)而言,这其实是我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讨论的一部分,马克思有很多很多文本,但这一篇尤其感人。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作者用了三个字来表达“表述”一词。我曾经指出,当德勒兹和福柯用法语讨论表述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其实用了三个不同的词。一个意为议会中的代表(parliamentary representation)。记得他谈过路易·拿破仑不但要代表那些被从封建主义移位到资本主义的农民,而且还要代表所有的无产者吗?因此在这里他是在说一种议会中的代表,它更像是一种代理。但他也谈过另一种表述,比较类似于一种拷贝,就像画像那样。你把某事物进行表述:瞧,这就是其事实。我也说过,马克思偶尔使用罗马语或者拉丁语中的“表述”一词,指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不是二元对立的,必须视语境而定)。我并不是说在我的作品中representation指的是三个不同的东西……实际上我使用该词的时候并不是很多。我是在评论德勒兹和福柯对如下事实的忽视:当他们讨论工人阶级时,可能同时存在着三种对表述的理解。实际上他们谈论的是法国的毛主义,在他们的对话中,他们使用的表述只是在这一意义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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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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