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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旗袍的身体政治、欲望心理与变态美学


□ 赵剑

  

  摘要:旗袍可谓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女性服饰,但随着旗袍所生存的历史社会语境渐行渐远,意欲探索其美学则需要借助可供情景化认知(situated cognition)的旗袍电影。通过回溯和解析中国电影史上重要的旗袍电影,可以洞悉银幕旗袍的情色展示、身份标识、政治批判等影像功能,进而发现它在表达女性情欲心理与自我命运抉择中所起的叙事作用,最后亦可从旗袍的压抑性出发,开掘出旗袍审美的变态维度,即道德禁令是银幕旗袍维持观众欲望和激发观影快感的关键设置。

  关键词:旗袍;身体政治;欲望哲学;变态美学

  相较于几乎每届奥斯卡都能评出自己的最佳服装奖,中国四大电影节中仅金鸡百花设立服装奖,且还经常空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业界对电影服装创新的忽视。对于一部优秀的电影来说,没有人会否认“银幕上出现的任何元素都是经过审慎选择的”,其中,能在银幕上和演员构成整体表意系统的视觉元素莫过于“人的第二皮肤”——服装,它“通过颜色和结构对演员活动的干预,使得彼此在更高的关联程度上塑造人物成为可能”。如黑格尔所说:“如果在现代要替一个当代人物造像,就有必要根据这个人物的现实生活来确定他的服装和外在环境,因为他既然以一个现实的人的身份来提供艺术作品的题材,他的外表方面,其中主要包括服装,就绝对必要按照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样子去塑造。”电影中的服装能帮助并加强观众对人物的感知,同时,服饰的变化亦可以推进电影叙事的发展。所以,“服装是电影身份( cinematic identities)构建的关键因素,也是电影创作者钟爱的一种叙事手段”。

  服装不止对电影创作意义重大,对电影研究也颇有助益。人们常会假设银幕上身着类似服装的人具有某种共性,所以借助服装划分电影群集看起来还算合理,它便于将某一类角色作为一个总体予以考查。如当下西方学者热衷于讨论的古代英雄电影——“短裙类型”(peplum genre),通过对短裙英雄的反复开掘和类型建构,旨在召唤西方失落的男性魅力的镜像回归,并满足观众对男性身体的消费需求。然而与西方人热衷于表达男性气质不同,中国电影人有热衷于拿女人说事儿的传统。中国电影中虽缺乏“短裙肌肉男”式的雄性书写,却也有“旗袍婉约女”般的群媛描画,于是旗袍成为可以命名此类电影集合的标志性符号。旗袍(Cheongsam),1929年和1983年均被定为女子外交礼服之一,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国族服饰。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中国都市中流行,直至大陆的50年代初和港台地区的60年代末才逐渐淡出大众生活,如今已成为文艺怀旧主题中的核心元素之一。银幕旗袍的美学始终和女性叙述主题联系在一起,旗袍女性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在华语影坛绽放异彩,向世界讲述着中国都市女性的情欲与道德、压抑与挣扎、沉沦与觉醒、美丽与哀愁。不妨姑且把这类对围绕旗袍女性展开叙述的电影称之为旗袍电影,但它还不是短裙电影那样成熟的电影类型,而是尚未被充分认知和系统阐释的准类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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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当代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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