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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的创作和遇险


□ 孙喦

孙岳,男,19 54年生。1970-1978年在天津发电设备厂当工人。1978-1982年在江南大学化工系学习,1988年为国标胶体与界面科学家协会(IACIS)会员。

  1935年中的一天晚上,曹禺先生受了伤,很惶急地跑进我外祖父家。

  万家和我外祖父家当时都在天津意租界,一在二马路(即今民主道的曹禺纪念馆),一在但丁道(今自由道),通家至好,让子女认了干亲,互称亲家公、亲家母。曹禺父亲万德尊过世后门庭冷落,曹禺母亲薛咏南就常到我外祖父家,与我外祖母说话打牌近三十年,直至去世。第二代中,尤以曹禺和大姨邹钧友情最笃,几十年兄妹相称相处。有人说万家宝将“萵”字拆开作笔名“曹禺”,是我大姨的主意,则不确。1926年,万家宝16岁时在《庸报》副刊发表小说《今宵酒醒何处》,即使用了笔名曹禺,与我大姨相识则在此之后。不过从那时直至“文革”,曹禺家里与他的来往信函大都由大姨代写,而大姨的小楷在当时的北京、天津上层小有名气,因之我父母结婚时曹禺先生送来贺礼,还自谦说自己题的字像虫子爬,不好看。因为这种交谊,又不愿让家里知道,曹禺先生便先跑到了我外祖父家。

  几位长辈讲,曹禺先生当时的样子很惨,眼镜碎了,眼睛受了伤,身上也有伤,说是在妓院被大茶壶带着几个龟爪子打的。大茶壶就是妓院老鸨的姘夫,龟爪子就是妓院养的流氓打手。

  曹禺先生为什么去妓院?大茶壶和龟爪子又为什么打他呢?

  1934年夏,曹禺先生完成了清华研究院的学业,也完成了《雷雨》剧本的创作,回到天津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不久,中国旅行剧团决定排演《雷雨》。旅行剧团应该是中国第一个职业话剧团,领导人唐槐秋和剧团主要人员当时住在天津惠中饭店。惠中饭店坐落于法租界的总领事路(今和平路)和福煦将军路(今滨江道)交口,那一带当年号称“小巴黎”,今日仍是天津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区,是一个官僚政客、军阀富商和社会名流出入的场所。曹禺常到惠中饭店和剧团商讨排演的事,得以观察到汇集在那里的各色人等。

  当时惠中饭店住着一个交际花。她周围麇集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因为靠山破产而服毒自杀了。这个交际花的死诱发了《日出》的第一缕灵光,也萌生了陈白露的雏形。灵光的进发缘于曹禺先生正充漾着创作的冲动与热情,他已经不满足于“太过戏剧化”的《雷雨》,渴望写出更深刻、更有气魄的剧作。曹禺先生自己回忆说:“这些年在这光怪陆离的社会流荡中,我看见多少梦魇一般的可怖的人事,这些印象我至死也不会忘却:它们化成多少严重的问题,死命地突击着我。这些问题灼热我的情绪,增强我的不平之感,有如一个热病患者。”

  曹禺先生讲的“捶击着他、让他苦思不得而冥眩不安”的严重问题,就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现实。他在《日出》的跋中引用《道德经》“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表达了对与天之道相悖的社会不公的愤慨和思考。《日出》的剧作是先有了这种思索,先有了“太阳出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这几句诗,而后才演化出人物和情节。

  另一个触发因素是阮玲玉的死。1935年3月8日,影星阮玲玉不堪张达民的纠缠、唐季珊的不忠、以及小报记者的污蔑而自杀。张达民是早年曾与阮玲玉同居的上海无赖小开;唐季珊是个靠富家婆起家又一贯玩弄女性的南洋富商,当时在上海新闸路购了栋楼和阮玲玉同居。阮玲玉对许多男人来说都一半是女人一半是梦。曹禺先生也是用同情和爱的渴望来描绘阮玲玉的。而阮玲玉在银幕上塑造的一系列遭遇上流社会侮辱与损害、“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的女性形象,便丰富和充实了“陈白露”这个人物。

  但将这一切点燃的,却是一位“王小姐”。曹禺回忆说她“长得漂亮,也可以说迷人”、“她这个人一下子就把我写陈白露的形象点燃起来了”,同时又强调说“她不是交际花,她是胡闹”和“我同她不十分熟悉”。

  许多人考证说这位王小姐是王右家,由此又演绎出不少王右家和曹禺、及《日出》中方达生的原型章靳以的故事。有人撰文讲章靳以和王右家曾相好且青梅竹马,又有讲曹禺和王右家曾相好且青梅竹马。依据还主要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对大姨的一篇访谈录。

  大姨和王右家是好友,从1932年王右家在津主办《益世报·妇女周刊》直至“七七事变”后王右家随罗隆基辗转南下,经常在一起。大姨大姨夫没有子女,后来与我们同住。访谈时我因毕业论文入选美国化学会文集回了学校,但回来看过该访谈录,大姨原话是“回国后,她(王右家)常来看干妈(曹禺母亲),她母亲跟干妈也很不错”,并不曾讲及王右家和曹禺、章靳以之间任何事。

  王右家长曹禺两岁,生长在北京,就读北京女子大学,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不顾家里反对,只身去美国留学,却很不如意乃至落拓,也没有拿到学位(大姨讲她在美国的境遇时用了“落拓”一词),遂于1931年乘船回国,在天津和《益世报》的主笔罗隆基同居。王右家和罗隆基的初识,现今有说在上海,有说在天津。但王右家和大姨讲,她是从美回国,在轮船上碰见罗隆基的。罗隆基是“五四运动三杰”和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因“成立平反委员会”等言论获罪,是最终未得平反的第二号大右派,但现已肯定他是爱国民主人士,也肯定他对建立新中国的贡献。不过他在生活上,却是个类似唐璜的风流才子、或金庸小说里段正淳式的人物,凡有姿色又家道素丰的女性见一个追一个,见了王右家,如何肯放过?而王右家失落之余,得这般风流倜傥的人物大献殷勤,还肋生了学识与口才两翅膀,又如何抵挡得住?王右家一见倾心,而罗隆基也算一往情深,从上海追来天津,即之所以到天津《益世报》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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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当代 2013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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