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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的广袤沃原上


□ 玛拉沁夫(蒙占族)

作者简介:玛拉沁夫,蒙古族,1930年8月出生。1946年起从事文艺创作,1951年创作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1952年至1954年入中央文学研究所,师从著名作家丁玲。1954年返回内蒙古,随即挂职长期深入生活,后任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等职。是中国“草原文学”流派创建人之一。1980年调北京工作,先后任《民族文学》主编,作家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常务书记、副书记。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曾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长和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战线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

  每个作家走上文学道路的历程,都是不尽相同的。我呢,开头只是为了学文化,学汉文,才读文学作品。读得多了,便喜爱了文学,进而,在读他人作品时,常常联想起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和感受,萌发出创作的欲望,欲望又变为实践,写来写去,就走上了文学道路。

  我生于原属内蒙古卓索图盟吐默特旗,现为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一个边远贫穷的山村。我小学没毕业,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就上了中学。那是一所蒙古中学,用蒙语授课,不学汉文,读了三年中学之后参加革命时,连自己的履历都不会用汉文填写。

  参军不久,我跟随一位名叫乌兰的蒙古族女司令,在热辽前线活动。这位女司令,在内蒙古东部和热辽地区,是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她的正式职务是内蒙骑兵第十一支队政委。但当地老乡弄不明白政委是干什么的,认为最大的官或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就应该是司令,所以就称她为司令。乌兰,在蒙古语中即红色,都称她为“红司令”。当时她二十三岁,我十五岁,她是我的司令,我是她的通信员。白天行军中,红司令骑在马上给我讲述革命道理和英雄人物的故事,晚上在油灯下,把着手教我学汉文。这位身穿紫红色蒙古长袍的妇女,看去跟普通牧妇一样,但她的经历却与众不同。她讲一腔纯正的北京话,在北平读过书,又在平津一带搞过党的地下工作,后赴延安,现在她是我们这一支强悍蒙古骑兵部队的“司令”。

  她个儿不高,长得很结实,打起仗来英勇无比。后来我读过一本苏联小说《夏伯阳》,如果称她为中国的女夏伯阳是很贴切的。1946年4月的一天,她跟我说:“你在我这儿工作得很好,但你年纪还小,应该去学习。”她把我送到设在赤峰的内蒙古自治学院。我离开乌兰司令时,心里很难过,她鼓励我说:“等你毕业后,再到我这里来,我们还可以在一起战斗。”我跟随司令那一段战斗生活是难忘的,她不但是一位战将,还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读过许多文学名著。很多年以后,我们又都到北京工作(她任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我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经常见面,所谈的话题还是文学。我深深敬佩她,我成为作家之后,在我的几部主要作品中,都曾以她为人物原型,创造过多个不同的艺术形象,如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中的苏荣、电影《祖国啊,母亲》和短篇小说《踏过深深的积雪》中的洪戈尔等。

  我入内蒙古自治学院学习没有多长时间,一位领导说,你这个小鬼挺活泼,到文工团工作去吧。就这样我转到内蒙古文工团。在艺术表演行当中,我什么也不会,帮着打击乐,也常常打不到点儿上。不久我们开赴前线,为了及时反映战地生活,团里成立了创作通讯组,我跟着一位文化比我高,年纪比我大的女同志搞战地采访,写些通讯报道什么的。干这份工作,我很高兴,一来在采访中可以接触各种人物,二来通过写报道提高自己的汉文水平。那时我才十六岁,日后的事情想得很少,更没想到这就是我后来成为作家的起步点。

  我们这一代青年是早熟型的。我有幸参加了我们党领导的我国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前后的激烈阶级斗争和东北——内蒙古地区解放战争的全过程。那些不平凡的战斗生活经历,使我们心中燃烧着一团火,在我们心海中涌动着强烈的创作欲望,仿佛只要我们坐下来一提笔,就会写出点名堂来。其实事情绝非这么简单。1946年秋后,我们行军千里撤退到内蒙敖汉旗沙漠中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进行休整,闲暇中我提起笔来打算写点什么,然而这时我才感觉到如要搞创作,我还缺少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文化。在这里所说的文化,既不是广义上的也不是狭义上的文化概念,而是约定俗成层面上的那个文化,即:文字。许多汉字,我都不会读,不会写,更不会用它作表述。目前首先要过好文化关。以蒙语为母语的人,很难体察汉语、汉文是多么深涩与神奥。比如:在我们蒙古文中任何一个单独的字(字母),在与其他字联结或拼合之前,完全不包含任何语义。汉字却不同,一个单独的字,不但有固定的语义,而且还具有可变的多义性。不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真正把汉文学到家,熟练地变着法儿发挥其多义性的特长与潜能,把文章写得活灵活现、出神入化、精微深通、光芒四射,那可就实在太难了。然而,你若用汉文写作,就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这还用说吗?由于历史原因,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我不是用母语而是通过汉文进行接触并接受其影响的,我从开始就用汉文写作。在这种背景下,学习与提高汉语、汉文水平和学习与提高文学创作技能,在我身上得到了统一。从那时起,我整整用了五年时间(1946-1950),在工作之余,集中全部精力,利用一切时间去读书、读书、读书,就像是疯了,走火入魔了。当时我是个十几岁的愣头小伙子,身体壮得像头小牛犊,浑身是劲儿,废寝忘食,从不感到困倦。我的正式职务是内蒙古文工团创作组组员,也叫创作员。领导上考虑到创作人员的工作特点,没有叫我们住集体宿舍,这就使我有了彻夜不眠地读书条件。每天在天亮后、吹起床号前,我只要打一会盹儿就行了,一天都不困。在战争年代,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没有图书馆,没有藏书室,只能靠自己到处去找书,找到什么就看什么,一无选择性,二无规律性,三无系统性,饥不择食,根本不考虑这本书或那本书是谁写的、写的什么、写得怎么样。书,读得很杂,读了很多可读可不读甚至不该读的书,浪费了很多宝贵时间和与时间同样宝贵的灯油。但话又说回来,所谓书读得杂,也可以说是书读得面比较广。对一个文学创作学徒来说,这不一定是坏事。广泛地涉猎各国各民族各个时代各种风格流派、思想倾向、艺术兴味的作家们的作品,倒是可以使我们从学习创作之初,就有比较宽阔的艺术视野,对文学的理解也比较深一些。在那五年多时间里,我读了许多古今中外作家的作品。在阅读过程中,我的文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竟然悄悄地写了一些只供自己阅读的作品,小说、散文、诗歌什么都有。为完成团里的工作任务,还写了六部剧本(其中两部与人合作),居然有两部剧本还在团里排练、演出了。这给我带来了些许欢悦与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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