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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画琐谈


□ 赵 珩

中国的文人是有别于一般大概念的“知识分子”的,与外国的文人也不尽相同,也就是说,除却其各有不同的专业知识和所长之外,另有多方面的文化素养,而这种文化素养的形成,既有赖于自身的文化积累,也来源于性灵和对人生的感悟。
元代是中国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奠定了中国文人画的基础。由于元代一度废除科举,加之民族歧视政策,使得文人难以踏进仕途,转而移情于绘事。但这只是一方面。我以为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唐宋以来诗词成就所形成和造就的韵致对元代文人画风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或者可以这样说,从技法上讲,元代是承前启后的阶段,而在笔墨气韵上抒发性灵与个性、影响明清两代文人画风来说,元则是开端造衅的年代。难怪后人常讲“取法于宋,取韵于元”,大抵就是这个道理。
文人画之称谓,最早始于董其昌,而能概括文人画之精髓者,当推陈师曾:“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陈衡恪:《文人画之价值》)师曾此说虽精辟,但从技法所表达的外在形式而观,文人画还可用“意到笔不到”来形容。尤其自明以来,画坛变化极大,就以形与神的关系来说,“四王”、石涛的形都已转向笔墨,不大关乎于形了。石涛所谓“似与不似似之”,其神的传达已更趋于抒情,或者说更趋于性灵的表达。
文人气质很难以遭际与境遇来评判。元初,无论是以遗民自居,隐居不仕的钱选,还是身在仕途,位极人臣的赵孟、高克恭,同样重视神韵,主倡清雅简率,含蓄蕴藉。至黄子久、倪云林、梅花道人、黄鹤山樵诸家,文人画逐渐形成,影响明清两代五百余年。无论是“吴门四家”、“画中九友”以及松江、嘉兴、云间、武林诸派,还是清代“四王”、“二溪”各家,可以说无不受到元代文人画的影响。文人画不在写真,而在写意,主张诗、书、画融为一体,主张“书画同源”,讲究气韵、笔墨,使主观意念通过笔墨表达于绘事。近百年来,艺术评论者对中国文人画多持有批评观点,但不得不承认,自元代以来,文人画一直是中国绘画的主流。
绘画的商品化,应该说盛于明中叶,无论是受“院体”或“浙派”影响的职业画家作品,还是文人画,同样具有商品市场,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绘画的商品化倾向更为突出。于是文人画变异了,一种形式上的文人画产生了,清雅风貌和笔墨运用却成了一种技法上的追求,职业画家与文人画家的界限逐渐模糊。其实这种分野本来就不是十分分明的。清初“金陵八家”之首龚半千的作品在风格上不能不说是文人画,但却过着“百苦不一乐,到老尚谋生”的贫苦职业画师生活,卖了大半生的画。这种文人画一旦形成风格,也就变成了一种束缚,为了保持画风的稳定,也就很难随意挥洒了。
“画中九友”的成分较为复杂,人品与画品各异,但在风格上却是注重“士气”的,以董其昌为盟主的明末松江派是吴门派形成末流后南宗的重新起步。董其昌提倡文人画的士气,追求“生”、“拙”、“真”、“淡”的趣味和笔意,讲究笔墨的运用,在意而不写真。他曾说:“以蹊径之怪奇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绝不如画。”这也正是中国画与西洋画大相径庭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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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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