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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学问


□ 冯 异

闲来无事,有时也看看香港凤凰台的专栏节目《李敖有话说》。李敖几次提起别人称他为“大师”,他说:“看,称我为大师!”但听起来,别人称他为“大师”,似有戏谑的味道,而他自己倒是很认真地自认为是“大师”的。
学贵专精。李敖是哪一门的“大师”呢?
李敖在台湾大学读的是历史系,他遇事都讲究拿出证据来。搞历史必搞考证。他大概就是史学“大师”和考据学“大师”吧。
我们且看他拿出来的是些什么证据。
1896年10月,一生为革命奔走辛劳的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政府驻英使馆诱捕,准备偷运回国处决。后经其师康德利多方营救,清使馆才被迫释放孙中山。李敖说,孙中山在清政府驻英使馆曾跪地求饶,证据是该使馆的一位官员的文章中如是说。
考证之学,以清代为最盛。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十三章列指其“特色”有十,其三云:
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李敖提出的只是孤证,而且这个孤证是政治敌对方提供的,那就更应谨慎对待了。虽无反证,最多也只能“姑存之”,怎么就能贸然作为“定说”呢?
鲁迅的杂文集《热风》,收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随感录》二十七篇。李敖说,其中有一篇是周作人写的,鲁迅把它收进自己的杂文集了。证据是周作人晚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如是说。
鲁迅的《准风月谈》收入瞿秋白的《王道诗话》和《出卖灵魂的秘诀》,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从未听说《热风》中收有周作人的短评。这又是孤证。周氏兄弟早期志趣大致相同,后来在文学和政治上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周作人在抗战中还屈身事敌,当了汉奸。他的一封信怎么就能作为“真说”呢?
李敖说,1927年,鲁迅被蔡元培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月薪三百元,定期支付四十九个月,共计一万四千七百元,折合黄金四百九十两。
这一次李敖没有拿出“证据”来。但证据是有的,那就是发表在2000年《新华文摘》第三期上陈远明的文章《鲁迅一生挣多少钱?文化人经济生活》。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受聘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月薪三百元,支付四十九个月,共计一万四千七百元,按照当时的黄金价格折合黄金四百九十两,这款数字都有了。李敖在引用这些材料的时候,按照通例,是应该说明出处的,但他没有说,难免让人感到遗憾。还是在《清代学术概论》第十三章中,梁启超所列清代朴学(即考据学)“特色”之六云:“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大不德”,这就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人品问题了。
李敖说,台湾有人说他搞的是“游戏史学”。从上面他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又岂止“游戏”而已。
另一样使李敖颇感自得的是他的文学创作。他说,只写短篇小说算不得文学家,文学家应该有长篇小说。因此,鲁迅不能算文学家,李敖有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当然就是文学家了。不论质量,只看长度,这是衡量文学作品最简便的办法。它不需要任何学识,只要会数字数就行了。我这篇小文,字数已超过前后《赤壁赋》。如果我说,我是文学家,苏东坡算不得文学家,这不让人笑掉牙么?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907页论述台湾当代文学创作,历数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陈映真、王拓、王祯和、杨直矗、黄春明、琼瑶之名,就是未提李敖,更不说《北京法源寺》了。在谈到白先勇的时候,该书只说他的《台北人》“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并未一提他的长篇小说《孽子》,而《台北人》只是十四个短篇小说组成的集子。可见小说并非只以长度取胜,而是以“艺术水平”论高下的。鲁迅的短篇小说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又岂是《北京法源寺》所能企及的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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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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