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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梁》对“红色经典”的继承与超越


□ 张厚刚

●张厚刚

  一、“红色经典”的内在关联

  新时期抗战题材的小说中,莫言的《红高粱>无疑是最成功的作品之一。《红高粱》“将‘作者望而生难,读者望而生厌’的抗日战争题材拖出了困境,重新赋予其盎然生机”。探究《红高粱》与“红色经典”的关系可以看出,莫言的文学创作曾受过“红色经典”的滋养,他自己坦承“如果我没有读过《苦菜花》,不知道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是个什么样子。所以说,‘红色经典’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很具体的。”《红高粱》从宏观精神上看是对“红色经典”的继承。“红色经典”的内容大都与战争有关,战争、阶级、暴力、爱情,构成了“红色经典”的言说要素。表达了对战争的厌恶和对战争中人民的“勤劳”、“勇敢”、“善良”等品质的赞颂。这部小说和“红色经典”都具备英雄主义激情、强烈的爱国主义和维护民族尊严的正义之感。《红高粱》从内容到形式又能摆脱以往“红色经典”的窠臼,又是对以往“红色经典”的扬弃。莫言“发现‘文革’前大量战争小说实际上都是写战争过程,常常是从战争动员写到打扫战场。”他不再聚焦于战争过程,而是注目于战争对人的异化和扭曲,力求呈现出人在战争中的生存状态。莫言认为“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小说家写战争,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的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战争无非是作家写作时借用的一个环境,利用这个环境来表现人在特定条件下感情所发生的变化。”战争观念的变化源于对战争反思的持续深入,这也是反思文学思潮在战争小说中的重要体现。把审美触须深入到民族文化、民族性格的批判之中,寻找我们这个民族和抗战的真切关系。《红高粱》继承并发展了“红色经典”中的优良传统,甚至可以说,《红高粱》是新时期“红色经典”面对时代变迁的一次变异。如果看不到《红高粱》和“红色经典”的内在关联,就难以把握小说《红高粱》的内在本质。

  二、颠覆“红色经典”的审美范式

  《红高粱》颠覆了“红色经典”的审美规范,抛弃了“红色经典”的“三结合”成功经验和“三突出”创作原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呈现生活,而不是依照社会意识形态的要求,对生活做削足适履式的删减、改造,用生命意识取代了阶级意识,把“审丑”纳入到审美体系之中。

  生命意识取代阶级意识是《红高粱》对以往“红色经典”的一个大胆超越。这部小说意在张扬敢说、敢想、敢做个性解放精神,并传达出对种族退化的批判,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在以往“红色经典”的创作中,往往主题先行,按照阶级意识和革命原则来谋篇布局,这就取消了人物、事件发展的多种可能,只按照革命逻辑和阶级观点,赋予人物性格发展和事件演进的唯一性。《红高粱》通过游戏乃至恶作剧的手段,消解了宏大庄严历史必然性对写作实践的僵化控制,用生活中的种种偶然克服了必然的束缚,力图呈现生活的原生状态,不拔高、不夸张、不剪裁,不虚饰,不是按革命的逻辑而是按生活的逻辑来呈现生活的真实面相。阶级意识淡出之后,小说呈现出美丑驳杂的生活面貌和爱憎交混的情感状态。大大扩展了小说的涵益内容,增加了小说的表现力。“红色经典”在阶级意识和集体主义的统领下,集体(国家、民族)高高凌驾于个人之上,在集体主义挤压了个人情感的存在位置,个体感情尤其是爱情纳入到政治体系中,把爱情置换成政治,阶级情取代了爱情,情感被抽象为阶级政治的符号。《红高梁》在人的情感处理上要真实自然得多,蓬勃的生命欲望没被压抑和冲淡,“我奶奶”、“我爷爷”充满了独立个性,他们直面人生,不避生死,不压抑自己的情爱冲动。《红高粱》正视人性中的本能冲动,从美学上大胆肯定了人的本能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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