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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年间关于安置突厥问题的大讨论


□ 崔明德

  东突厥被灭后,一大批突厥人归附唐朝。唐太宗和大臣们分别在贞观四年、十三年和十八年就如何安置突厥问题展开过三次大讨论,由于大臣们在观察民族问题及民族关系的角度、对唐与突厥关系发展趋势预测、对改造突厥结果评估以及个人经历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所以各有不同的设计方案。在第一次争鸣高潮中,安置地点和管理方武成了三派争论的焦点。在第二次大讨论中,争论的焦点是突厥能否对唐朝造成危害这一核心问题。第三次大讨论,主要是内地派、河套派及河北派等三派与唐太宗之间的思想交锋。许多大臣在三次讨论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观点。
  关键词:民族关系 突厥 唐朝
  
  一、大讨论与三种不同的设计方案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唐朝利用东突厥内部矛盾、东突厥所统治各部的反抗以及东突厥发生雪灾等有利条件,出兵俘虏颉利可汗,消灭了东突厥。
  颉利可汗被擒后,东突厥各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或投靠西突厥,还有大批人到唐降服。唐太宗就如何安置突厥问题让大臣们展开充分讨论,请他们献计献策,即《旧唐书·突厥传》中所说的“诏议安边之术”。因唐太宗本人善于听取各种意见,当时又有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一些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大臣也敢于犯颜直谏,所以,由唐太宗主导的这场大讨论不仅非常热烈,不断掀起高潮,而且争论也相当激烈。从温彦博“既口给,引类百端”以及“与魏征等争论,数年不决”来看,这场争论既激烈,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
  一般认为,这场大讨论始于贞观四年,《资治通鉴》卷193就将各种意见系于是年。其实,早在贞观三年大臣们就已经认真思考如何安置突厥问题了。因为在贞观三年“中国人自塞外归及四夷前后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对于户部统计并上报的这一具体数字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大臣们不仅非常关注,而且也都在思考应对方案,各种观点随之产生。到贞观四年颉利可汗被押送到长安后,这场如何安置突厥问题的大讨论,便掀起了第一次争鸣高潮。中书令温彦博、秘书监魏征、中书侍郎颜师古、夏州都督窦静和礼部侍郎李百药等一大批大臣都积极参与了这场大讨论。
  在第一次争鸣高潮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设计方案:一是多数大臣主张化胡为汉,即把东突厥全部迁到中原内地,使其散居内地州县,将他们变成农民,使其同化于汉人;二是温彦博主张应效法东汉光武帝的做法,将东突厥安置在今内蒙古河套以南的地区;三是魏征、颜师古、窦静、李百药等人则主张将突厥遣返到河北(北河之北),分别设置酋长,使其各自统领部落,分而治之。
  唐太宗虽然觉得各种方案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最后还是采纳了温彦博的意见,将突厥安置在东自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西至灵州(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之间。又在原先突利可汗所统治的地区,设置顺(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祐、化、长(以上三府都在今甘肃、宁夏境内)四州都督府;还将颉利可汗故地分为六州,左部设置定襄都督府,右部设置云中都督府(皆在朔方即河套),以统领突厥部众。贞观四年五月,唐朝将突利封为顺州都督,使其统辖诸部酋长;封阿史那苏尼失为怀德郡王;封阿史那思摩为右武候大将军、怀化郡王,使其统领颉利旧部于河南之地。对于其他各府州,也分别封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对于到达长安的突厥酋长,都封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入居长安者就“近且万家”。总之,在这一时期,突厥部落大都进入塞内,突厥贵族大都到了长安。
  尽管许多大臣对这种安置并非心服口服,但由于唐太宗以温彦博的设计方案为基本框架,同时也吸收了其他大臣的部分意见(如采纳了颜师古、窦静和李百药等人分而治之的意见;采纳了李百药设置都督府以监管突厥诸部的意见),照顾了各方情绪,使反对者心理上基本得到平衡,加之这些大臣都能顾全大局,因此他们很少再进行大规模的公开争论。尤其是这种安置方案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反对之声越来越弱。如突厥思结部在贞观四年三月降服唐朝,被安置在朔州。当时,思结部落“贫穷离散”,朔州刺史张俭负责对其“招慰安集”。张俭的工作方法既简单又灵活,“但存纲纪,羁縻而已”。即使对于仍然居住于碛北的突厥人,也允许他们“亲属分住,私相往还”。思结部自朔州被迁移到代州之后,张俭“遂劝其营田,每年丰熟。虑其私蓄富实,易生骄侈,表请和籴,拟充贮备,蕃人喜悦,边军大收其利。”思结部在朔州和代州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大致反映了降服唐朝的突厥诸部的真实状况,为唐朝大臣评价安置突厥的方案提供了样本。据此,多数大臣在一段时期内基本认可了这种方案。当然,也有一些大臣仍在不断反思这种方案的利与弊。
  但是,时过九年即贞观十三年,大臣们就安置突厥问题又集中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掀起了第二次争鸣高潮。在第二次大讨论中,除温彦博、魏征、颜师古、窦静和李百药等,以及给事中杜楚客和西北道安抚大使李大亮等一批大臣积极参与到争论之中,甚至薛延陀首领夷男也参与讨论,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与上次相比,这次争论更加激烈,焦点更加集中。在第一次大讨论时,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设计方案,而在第二次大讨论时,绝大多数大臣都认为“突厥留河南(北河之南)不便”,应当立即将他们遣返回漠北突厥故地。唐太宗也后悔当初“处其部众于中国”,“几失久安之道”,基本认同大臣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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