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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和历史的紧张


□ 南 帆

  小说和历史始终存在某种紧张。《说文解字》曰:史,记事者也。当然,历史记述的是意味深长的社稷大事,并且从中引申出规律、传统、准则。小说乃琐屑之言,用班固的话说,小说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因此,卑微的小说时常窃取历史的名望,壮大声势。不过,尽管历史纵谈兴亡盛衰,立规矩,定是非,但历史无法企及小说的生动和引人入胜。多数人记住的是小说之中的曹操或者杨家将而想不起历史著作怎么说。这时,人们又认定小说可以“补正史之不足”。李洱的《花腔》试图在二者之间左右逢源。《花腔》是以历史面目出现的小说,也是以小说面目出现的历史。批评家对于小说的肯定之辞大量地动用“历史”这个字眼,这多少证明了人们的兴趣所在。李洱长袖善舞;由于他精心表演的语言魔术,《花腔》之中顿时布满了三四十年代的历史云烟——可是,这真的是历史吗?
  葛任,延安时期的革命知识分子,相传牺牲于二里岗的日军遭遇战。不久之后,葛任的踪迹再度出现在一个偏僻的山庄。于是,延安苏区和重庆军统分别派出了精兵强将,搜寻、谋杀、保护、出逃形成了种种复杂的纠葛。这即是有待于叙述的“故事”。叙述意味着以种种话语方式处理这个故事:叙述可能把这个故事制作为一部紧张的侦探小说,叙述也可能把这个故事塞入某一个人物的内心独白。总之,用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的话说,叙述就是把“故事”转换成真正的“情节”。有趣的是,《花腔》把这个故事处理为历史疑案。“历史疑案”这个短语说明,《花腔》的叙述使用的是历史话语。这个故事内部,人物、悬念、冲突、谜团一应俱全,但是,李洱并没有下功夫扩大戏剧性因素,写出一部惊险的传奇。换一句话说,传统的文学形式被抛弃了。李洱摆出了一副历史学家的架势,记录当事人自叙、考辨史料、追溯来龙去脉、核对时间或者地点、勘定种种细节——这些历史话语的基本手段逐一出现在小说之中。《花腔》是一部小说,然而,《花腔》的话语类型与大多数小说相距甚远——这种话语类型显然更像历史著作和档案资料。
  断言《花腔》是一部小说,这个判断的首要依据是——虚构。不论葛任身上存有多少瞿秋白的影子,这个人物并没有活在历史上。当然,葛任的后代以及白圣韬、赵耀庆、范继槐或者谢冰莹、宗布等均是李洱生产出来的纸面上的生命,《花腔》之中种种恩怨情仇无非是小说家言。必须申明,我更为重视的是另一个虚构——《花腔》逼真地虚构了一段历史记录形式。如同人物的虚构参照了形形色色的原型一样,这一段历史记录形式的虚构精确地模仿了历史话语的种种常用技巧。装模作样的调查,记录,对照,查询某些子虚乌有的资料和典籍,适当地调集一些三四十年代延安和重庆的风土人情制造气氛,添上几个牧师和外国友人以示证据丰富,于是,一段伪造的历史话语活灵活现地开始了。许多批评家觉得,《花腔》的文本形式十分奇异。文本的正文由白圣韬、赵耀庆、范继槐三个人的陈述构成,这些段落之前均打上@符号;文本的副本是葛任后人阅读这些陈述的感想以及参照各种资料的辩误,这些段落之前均打上&符号。可以看出,四个人的陈述之间存在不少矛盾和误差,某些情节甚至无法确认孰是孰非。这彻底地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叙述成规。拼贴,戏说,持续移动的能指链背后找不到终极的所指——种种解构主义式的玄思妙想开始酝酿。然而,如果进入历史话语的范畴,如果考察一个历史学家如何将众多的原始资料汇成一部史学著作,如果调阅警察机构或者人事部门考查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人物的档案材料,《花腔》的文本形式无疑十分“现实主义”。生活之中,类似的文本形式比比皆是。《花腔》是历史话语惟妙惟肖的赝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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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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