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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话语的困惑和中国先贤的智慧:图书馆哲学新论


□ 傅荣贤

  [摘要]介绍源自西方的图书馆科学以客观性见长,因而是可复制的;同样肇始于西方的图书馆哲学,致力于追问如何在技术面前寻求精神平衡,因而是主观的、不可拷贝的。针对我国有关图书馆哲学的研究未能从根本上区分可与不可之间的异同去取,难免造成方向性迷失的现状,论述中国古代文献收集、整理和利用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向个体存在敞开的,表现出与科技相对的哲学性;且相对于图书馆科学而言,我们更有可能建构出“中国制造”的图书馆哲学。
  [关键词]图书馆哲学 图书馆科学 中国先贤 西方话语
  [分类号]G250
  
  美国J.H谢拉等学者提出图书馆哲学,本质上是西方后现代思潮基于对理性滥用而引发的一种忧虑和反思,因为科技总是意味着扼杀个人意志和个人存在的丰满性。中国文化强调个体自明而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存在意义,坚持人是天地中最具性情的存在。古代图书馆思想也是怀有天下观念和博大精神的深层思考,文献收集、整理和利用的每一个环节无不向个体敞开,几乎包含图书馆哲学的所有元素。
  
  1 作为西方话语的图书馆哲学的困惑
  
  西方因受惠于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自然科学理性,关于图书馆的研究局限在形而下的具体科学层面,既注重分析和精确;也注重形式逻辑,把形式逻辑视为思维必须遵循的最高法则。这种科学图书馆学致力于对图书馆现象和事实的客观追问,并在关于知识编码和解码的一致性等具体问题上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巴特尔(Butler)说:“图书馆学只有从根本上遵循现代科学的思维方法才能成为科学。它所有的知识总结都应该从客观现象开始。这些现象应该通过严谨的科学观察法仔细观察,使要素得以明晰,要素的功能得以确定。要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分离[被观察的]活动并获得它们的定量测度。”科学主义虽然提高了图书馆学的抽象内涵,却忽略了作为其理论根基的形而上层面的一般问题。诸如图书馆使命、本质、持续发展等根本问题,是无法通过纯粹科学而得到深刻揭示的。谢拉等学者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正是对作为科学主义的图书馆学的反拨而出现的学术类型,其思想背景是后现代以来对理性科学的全面清算。谢拉和克里夫兰指出:“从50年代到60年代,我们过分关注的是技术的作用,并相信技术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现在我们意识到,在谋求利用人类所有知识的进程中,不仅仅存在着技术,而且面临着文化的、哲学的、心理的等各种障碍。”韩国学者李炳穆指出,“图书馆中的信息技术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由于技术的威力太大,往往会导致将目的和手段混为一谈的错误倾向”。可见,西方图书馆学从科学到哲学的转向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于良芝说,“无论是谢拉关于图书馆职业使命的观点——连接人类知识记录和它的需求者,还是罗德菲尔德关于图书馆职业价值观的观点——思想的自由是个人最基本的权利,都不是按照科学研究方法观察、验证的结果,而是源于他们各自所持的基本的世界观”,“作为一般世界观在图书馆领域中的应用,图书馆哲学思想无法像科学理论那样被经验数据所验证”。这为我们清理了从图书馆科学到图书馆哲学的大致脉络。
  1986年,卿家康等翻译了谢拉《图书馆哲学》之后,开启了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也预设了国内相关研究追随西方学术传统和规范的事实。如果说,图书馆科学因其客观性而成为无国界、可复制的精神财富;那么,图书馆哲学则因其主观性而成为有国界、不可拷贝的心性遗产。简而言之,“拿来主义”在科技层面上可以立竿见影,但在文化层面上却迷雾重重。吴慰慈说:“什么是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客体?截止目前是不够明确的。……从目前国内发表的有关图书馆哲学的论文来看,其理论体系的框架也不十分清楚。”于鸣镝说,“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认识还没有统一”。金胜勇、吴杏冉指出:“大多数所谓的图书馆哲学研究都是讨论图书馆哲学的学科体系,或用传统的研究方法来讨论图书馆基础理论中的某一基本问题。研究中缺乏真正的哲学内涵,其研究范式往往是图书馆哲学是什么,对图书馆学有什么意义,却回避图书馆哲学应如何指导图书馆学研究这样的重要问题,功利主义倾向可见一斑。”总之,作为西方话语的图书馆哲学在中国面临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这其中的要害是:和以客观性见长的科学不同,哲学是主观的、不可拷贝的。我国学者未能从根本上区分可与不可之间的异同去取,难免造成方向性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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