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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李忆


□ 江少宾

  江少宾七十年代生于安徽枞阳。在《人民文学》《天涯》《北京文学》等刊发有多篇散文和小说,有作品入选《小说选刊》《散文·海外版》以及《2007中国散文年选》等。2007年度获得“茅台杯·人民文学奖”。
  
  高中三年,我不叫江少宾,而叫李忆。
  那个黑色的七月异常酷烈,我的中考成绩甚至没有够上普通高中的最低录取分数线。那张手指一样细长的纸条上这样写着——“姓名:江少宾;学校:破罡中学;分数:365.5……”——看了这张出乎意料的通知单之后,父亲不吃不喝地躺了两天两夜。两天两夜之后,重新站起来的父亲一下子老了十岁,他久久地坐在椅子上,憔悴的脸上堆满了皱褶,阴得像块刚从水里捞起来的海绵。早在中考前夕,父亲就做好了送我上重点中学的经济准备,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成绩,使父亲的愿望瞬间破灭。
  之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父亲一直早出晚归,酒气冲天。直到这年九月初,父亲终于拿回一张藕山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上的名字是:李忆。
  父亲把录取通知书递给我的时候,手竟有些颤抖,脸也涨得通红,仿佛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看到“李忆”这个熟悉的名字,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父亲所做的一切。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跟着二哥,我已经成长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少年:栽秧、收割、锄禾和车水,在狭窄而潮湿的田埂上,扛沉甸甸的犁铧(它在我的小腿上留下了一道蚯蚓似的疤痕)和八九十斤重的稻把……我试图以苦役般的劳作来抵制内心的绝望。事实上,对于一个正在拔节的少年,这样的劳作更像是一种伤筋动骨的压榨——经年之后,我为这种近乎疯狂的劳作付出了“低人一等”的惨重代价。
  那时候,我一直不敢和父亲正面接触,更不敢说服父亲让我再复读一年。
  我只好埋着头,最后一个报到、最后一个缴费、最后一个领取教辅和学生证,一直捱到上课铃声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如履薄冰地走进了藕山中学高一(二)班。好在每一道关卡都没有经过认真核对,尽管录取通知书上的照片已经被“偷梁换柱”,但并不难发现其中的破绽。谁知道我刚找到自己的座位,班主任就开始点名了!我如坐针毡,惶恐不安,小小的心脏仿佛钻进了一只兔子,很快便汗如雨下。终于叫到了“李忆”,我慢腾腾地站了起来,听见自己的心脏“咯—咚”了一下。昔日的初中同学万分诧异地看着我,接着便开始交头接耳。那短短的几秒钟,长过整个暑假。
  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我提心吊胆于被老师点名,心惊胆颤于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李忆”这个名字像一道魔咒,让我陷入噩梦般的惶恐,无力自拔。许多个那样的时刻,我都盼望着太阳能够尽快滑向藕山,太阳一旦贴近山峰,放学的铃声便会敲响。我虽然总是最后一个走进教室,但时常是第一个冲出课堂。
  没有一个老师注意到我的异常,也或许是注意到了,但谁都没有主动询问过我,仿佛是集体合计好了,等我主动投案。老师们这种“知根知底”的样子,加剧着我的不安,学校一旦发现我是个冒名顶替者,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是主动退学?还是等待学校的处罚?要命的是,当老同学叫我“江少宾”,而新同学却叫我“李忆”的时候,我总会陷入短暂的失语状态,——“江少宾”已经成了过去,而“李忆”则使我深感惶惑——脑子里空空的,一片白茫茫。
  当“江少宾”终于一致被叫成“李忆”的时候,“李忆”在藕山中学的第一个学期终于在“江少宾”的逃避与惶恐中缓慢落幕。二十余年之后的这个清晨,当一个名叫江少宾的青年作家想写写“李忆”的时候,他依然听见了那个名叫“李忆”的高一学生的清晰的心跳。他无以复加的习惯性的紧张从此埋下了种子,他自卑、羞愧、胆怯,甚至,不愿意再亲近任何同学。他时常形单影只地出没在校园里,心事重重的样子,少年老成的样子,一辆“美奇”自行车是他惟一的伙伴。
  第一个学期期末考试,除了语文和数学,我的成绩一路红灯。我不敢把成绩单交给父亲,而是无师自通地撒谎说:“李忆”的成绩单,当然不会邮寄给“江少宾”。父亲显然相信了我的谎言,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接着又长长地“噢”了一声。父亲失望的神色让我暗自窃喜,甚至有了一丝报复般的快意。轻松过关的谎言所带来的快意像一缕暖阳,长久地悬浮在我的灵魂深处,一片阴霾、暗无天日的心空因此有了一丝朝气。这样的谎言一直持续了三年,事实上,捍卫一个既成事实的谎言,比捍卫一个普遍的真理更加容易。而我的父亲,他绝对不会想到,也绝对不会相信:家长的一个决定,竟然可以改变孩子的性格。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父亲多次深入我的书包,却从来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做“李忆”。固执的父亲总习惯性地认为他的决定都是对的,除了母亲和小妹,他和我们之间的感情沟通,几乎等于零。
  重新开学之后,深藏在骨子里的骄傲在极其糟糕的成绩面前重新抬起头来,那时候,我是多么想证明自己还是原来的“江少宾”,而不是成绩糟糕的“李忆”啊!于是,我一头扎进一知半解的《英语》和《物理》,不厌其烦地向老师们提出诸多问题。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快赢得了老师们对我的好感,他们一面耐心地解答我的提问,一面鼓励我多向同学们学习。然而,学习成绩的直线飚升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快乐,我始终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江少宾还是李忆——在家里,我是“江少宾”;回到学校,我又成了“李忆”。这两个名字像钟摆的两极,我就在这两极之间摇摆了三年。对我而言,“李忆”这个名字仿佛是道天堑,我努力过了,但无法逾越。不错的学习成绩并没有为我铺起一道通途,天堑还是天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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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8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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