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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的三个维度


□ 谭好哲

  一般而言,任何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三个基本的社会职能,即形成认识对象并通过解释和理解对象来把握现实,创造由概念、范畴、命题和原理构成的具有逻辑自洽性的思想话语系统以形成学术共同体交流与对话的知识空间,依据理想和规则而对于研究对象及现实的价值判断和思想导引。所以,面向社会现实或人文事实,形成具有现实解释力度的理论话语;面向理论传统和历史发展,生成新的理论观念,设定新的理论命题和原则;面向价值评判和理想规则的建构,发挥理论对于现实实践活动的规约和导引,这既是理论研究的学术使命所在,也是理论创新应自觉加以关注的三个重要的维度。
  
  一
  
  人文科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对象性的思想认识活动。在理性思维的基础上建构与对象之间的认识关系并进而合理地解释对象,是人文科学的基本功能之一。一般来说,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社会现象的人文事实,它与作为自然现象的物理事实一样也是一种客观存在,需要借助认识主体与之建立起的认知关系而获得理论上的解释和阐发。因此,强调人文科学研究要面向事实、面向实际,强调理论研究中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思辨与实证的结合等等,是极为必要的。
  但是,仅仅强调人文科学研究要面向事实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强调入文科学研究要面向新事实的发现,新的人文事实的发现是理论创新的基础。作为社会现象的人文事实尽管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并非自明的存在,它需要研究者将其从混沌不分的自在状态中发现与分离出来,并在定向性的理论思考中成为研究对象。这种发现需要研究者的慧眼,需要研究者将研究对象从常识的遮蔽中敞亮开来,使之由自然存在变为对象性的关系存在物。以新时期文艺的发展与理论研究的相互关系为例,长期以来,我们对文艺活动的认识已经形成了许多常识性的定见,如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艺是生活的反映,现实主义是文艺发展的主流等等。这些常识性的看法左右着理论研究者与批评家们的头脑,使之看不到、即使看到了也难以接受与这些观念相反的文艺现象。但是,伴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现代文艺思潮逐渐浸润中国文坛,大量现代作家和作品被引介过来,同时中国文艺界也有许多人受外来思潮的影响开始了具有现代派意味的文艺创造,如意识流小说创作先锋派小说创作等等。这些新的文艺事实不断积累,不断扩展自己的社会影响,使传统的常识性观念难以应对,逐渐失去解释效力,由此便造成了理论更新的契机。理论研究在正视这些新的文艺现象的同时,认识到文艺不仅仅具有现实主义一种形态,因而用反映论的观点一统文艺实践、用现实主义作为文艺的唯一审美标尺是有问题的,要解释和理解与现实主义具有不同审美旨趣的现代派文艺,就需要有与现实主义理论和反映论观念不同的理论和观念系统。
  理论研究从常识的遮蔽中发现新的事实,这体现了理论研究对于常识的挑战,但理论研究所作的工作不仅仅是发现对象,还有解释对象的问题,因而理论对常识的挑战还体现在对常识施加于对象的常规解释的突破上。常识性观念不仅仅常常遮蔽了我们对于有研究价值的人文事实的所见,而且格式化了我们对于许多对象的所知。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改变我们对待理论研究的态度,调整理论研究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理论研究不仅仅是运用现代的理论观点去研究经典解释对象,不仅仅是思想观念之单向度的外化活动,更重要的是在分析、研究对象的过程中从现实中升华思想、创造观念。只有从现实的生活实践中提炼升华出来的理论认识和思想观念才是真知灼见,才能避免人云亦云,也才会真正具有对于现实的解释力度,从而具有现实的思想活力和存在理由。
  
  二
  
  与借助诗性化的文化符号反映现实、表达情思的各种文学或艺术创作不同,理论研究是借助于理性概念和范畴,通过命题与原理的设定和逻辑推论来表达和生成思想观念的,概念、范畴、命题与原理等是思想观念的符号呈现形式。在理论研究中,无论是对新发现的人文事实的命名和意义揭示,还是对新思想、新观念的表达与阐发,往往是首先诉之于新的概念和范畴的运用以及新的理论命题与原理的设定。恩格斯说过:“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这就是说,学术研究领域中观念的革命是与概念术语的革命相关联、相表里的。因此,在理论研究中,我们应该重视新理论、新范畴的运用和新命题与新原理的设定与建构问题,舍此,理论观念的创新便失去了承载依托和理论外观。
  那么,理论研究中的新概念、新范畴以及新命题、新原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就直观的层面来说,它自然是来自于对旧概念、旧范畴以及旧命题、旧原理的改造与超越。然而,旧范畴以及旧命题、旧原理之所以需要加以改造与超越,却并不在于这些理论符号形式本身,而在于这些理论符号形式所蕴涵着的传统观念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在现实的场域中已经失去了解释的效力。换言之,当传统的思想观念在新的场域中变得陈旧时,更新传统观念以及承载传统观念的旧概念、旧范畴、旧命题就成为理论研究的新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说“传统的关键转换”与“事实的决定和综合构成了人文科学的第一个全面的任务”。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库恩依据他对科学史的深入研究和哲学思考,概括出了这样一个科学发展的范式转换模式:“一个科学共同体,遵循他们一致接受的范式,从事常规科学研究,解决疑难;当许多疑难解决不了时,就产生危机;于是就发生科学革命,产生新的范式,形成新的科学共同体,解决过去解决不了的疑难。”库恩将科学的历史发展置于传统与创新的结构性张力中加以思考,认为科学的革命和进步只有在打破旧传统、建立新传统中才能实现。之所以需要打破旧传统,是因为伴随着科学的新发展,由旧的传统所形成的常规科学范式会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疑难问题,并由此而显示出理论上的局限和缺陷,造成自身的存在危机,正是在克服旧有理论传统的缺陷和危机中新的理论观念和范式才得以产生和建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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