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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艺术”公共性的难度


□ 唐俐娟

内容摘要:本文根据现代社会对“公共性”的要求,对中国当下公共艺术遇到的困难和混乱局面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和分析,同时也指出了解决这些难题的方法和思路,即从现代性的高度思考和建构公共艺术的评价标准和运作机制。
关键词:公共艺术公共性现代性

“公共艺术”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但专家学者们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城市雕塑、环境艺术、建筑等都属于“公共艺术”范畴,其内涵与表现形式的宽泛,令人谈论起来确有一定难度。这是因为,“公共艺术”涉及到“何谓公共性”这一现代性问题,而不仅仅只与艺术形态、样式、空间环境等的类型学有关系。
从总体上看,“公共艺术”与绘画、架上雕塑等个人化的艺术形式存在很大差别,这首先表现为它要进入更广泛的社会交流,承担某种社会职能,因此它不可能以私密的形式建构,其背后一定要倚仗某种社会权力;它所体现的趣味也不是随意与自由的,而一定要得到社会权力的认同,甚至就是由统治者的趣味决定的,这一点在古代的“公共艺术”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此外,公众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观赏美术馆或博物馆中的艺术品,而“公共艺术”作为一种公共空间中的客观存在,具有某种强迫接受性。长久以来,公共艺术与权力始终纠缠在一起,一些享有权力的人以公共艺术的形式,塑造出某种趣味。随着时间的流动,公共艺术在与公众的不断对话中慢慢彰显其魅力,时间将赋予它越来越多的深意,并在历史的演进中得到广泛认同,承载起广大公众的审美趣味和心理,最终成为一种社会趣味。
今天,我们可以将金字塔、凯旋门、霍去病墓石雕等视为古代“公共艺术”——这仅是我们从其外在形式、存在环境与功能上来界定的。历史上辉煌的“公共艺术”都是绝对皇权与神权的产物,古代公共艺术的“大手笔”正得益于那些专制与独裁的时代对个性、多样与异端的压制,和对绝对权力与统一的文化秩序的强化。
时至今日,在这个民主意识高涨,崇尚平等、自由、个性化、多元化与人性化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真正意识到“公共性”问题。公众的意愿、品位、趣味将成为新的重心。孙振华在《城市雕塑的当代意识》一文中曾指出:“公共性意味着交往,意味着沟通,它在尊重每一个社会个体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强调共同的社会秩序和个人的社会责任。”
如果说,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公共艺术”是权力干预与监控的“成果”,它始终紧紧攀附在社会制度、文化体制与权力统治上。那么,在强调每个公众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参与公共艺术的今天,公共艺术是否就能够从公共利益、立场出发,体现公众趣味与意愿,从此自律发展呢?这个从理论上看似可行,落实起来却非常棘手的问题,令今天“公共艺术”的处境尴尬起来。
首先,“公共性”的实现需要能够在公众间达成一种共识,然而“公众”只是一种虚拟设定出的统一,它是由从事不同劳动、具有不同教育背景与文化修养的人构成的。任何角度的简单划一,无疑都只能满足少数人,而压抑了大多数。此外,我国人文教育方面的落后,使公众审美趣味存在极大差异,因此,作品不可能为每一个公众所接受。在倡导趣味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如何去达成这种“共识”?
其次,金钱成为支配人们趣味的一种重要力量。从早期表现为政治权力主导一切,到后来经济上的投资者(无论官方还是商人),往往试图成为专断的文化决策者,他们依据利益与权利原则推出某种公共艺术的样式与趣味,出于维持生计的需要及所谓的“社会责任感”,在艺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间,艺术家不得不放弃艺术独立性与主体性,向甲方妥协。
再次,随着艺术家身份与地位的提高,艺术家与公众间的断层却越来越大。 “公共艺术”是在与社会公众的互动中完成的,但一些艺术家却独断专行地推崇自以为是的审美标准,剥夺与蔑视公众接受的主体性。这成为许多公共艺术失败的根源。
最后,在现今消费社会中,人人追求一种飞蛾扑火般现世的满足与瞬间的辉煌,而对永恒价值的诉求,对推动人类文化历史演进的责任感表示质疑与嘲弄。大量平庸之作的产生与公共艺术家缺乏将“公共艺术作为一种承载人们审美理想、创造性、人文关怀与现世感悟的文化形式,并对后世人类文化的续写具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意识有关。
正由于公众趣味的难以统一和我国公共艺术招标、竞标、创作、监督、质询、评审等机制社会化程序的不规范与不完善,造成了目前公共艺术发展的混乱与“公共性”的难度。但我们不能因为“公共艺术”在当下中国情境中所碰到的困难和问题就放弃我们的努力而任其发展,我们应从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积极主动地思考和解决公共艺术面临的难题。
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观念,作为现代乌托邦的最后一个构想,无法真正全面、彻底地在中国当下社会中实现,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我们可以在这种与中国现代进程息息相关的“公共性”观念的调节下,比过去做得更好。由此而言,我们应从现代性的立场,把当代公共艺术视为建构“公共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以作品和环境的关系作为评价公共艺术好坏的惟一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应把每一件公共艺术的实施视为一个同时涉及制度和艺术的社会行为。在这种要求下,它意味着我们必须优化权力制约机制,完善质询与评审制度,进行相对合理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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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装饰 2005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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