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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英译中“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除与审美主体的介入


□ 陈淑仪 迟 欣

  摘 要:翻译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把原文神圣化,认为翻译的过程是把原文的一切都变为客体性的东西,让客体性的东西去制约译者的主体审美经验,这显然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用辩证的思想来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摆正原文和译文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审美主体的介入是消除“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提升译文审美价值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逻各斯中心主义 审美主体 介入 汉诗英译
  
  西方对翻译的惯有看法,认为“翻译就是叛逆”、“美而不忠,忠而不美”。深藏在这些观点的表层下面的是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译文是对原文的叛逆。换句话说,原文在前,译文在后,时间上原文要先于译文,原文是译文的最终参照标准;“不忠”之罪要大于“不美”之罪,“忠实于原文”要比“美化译文”更重要。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前者永远高于后者,原文永远高于译文,译文是原文的派生物、次生品。可见,翻译惯有的标准里面埋藏着非常深重的此高彼低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
  
  一、用辩证的思想来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
  翻译过程是两个对立面,相互矛盾调和的辩证运动过程。不管这些对立组合是“忠”还是“美”、是“模糊”还是“精确”,在英汉互译中,必须用辩证的思想来消除“逻各斯中心主义”,摆正原文和译文的关系,树立对立统一的辩证翻译审美思想。
  例如:“忠”和“美”就是一个典型的辩证对立面。在西方译论中,对“忠”和“美”在翻译中的关系还有一个经典的表述:“翻译就像是女人,忠而不美,美而不忠。”这就把“忠”和“美”放在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中,似乎只有取消其中的一方,才能让翻译顺利地进行下去。却没有看到翻译是在它们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关系的推动下完成的。这样,才会超越它们之间不可两立的矛盾关系,让译文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审美境界。
  翻译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把原文神圣化,认为翻译的过程是把原文的一切都变为客体性的东西,甚至把原作者都不确定和不确指的东西翻译为确定的、确指的东西,让客体性的东西去制约主体性的东西,这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翻译的首要任务就是消除“逻各斯中心主义”。
  
  二、审美主体的介入是消除“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必由之路
  翻译过程中的辩证运动,离不开翻译主体的审美经验,因为,这种辩证运动是在译者与原文、译者与译文之间构成的相互关系框架内呈现出来的运动,所以,它必然离不开翻译主体的经验参与。
  在以“逻各斯”为中心的西方语言看来,作为“理性”、“逻辑”和“结构”的“逻各斯”才是语言的本质所在,基于此,语言才能被理解,其中的意义才能被传达。然而在汉语中,语言单位的语义关联依靠非逻辑性的语序组合就可以完成。特别是诗歌这样的一种文体,它的语义解读空间非常广阔,这就使得译者的审美经验很容易介入到诗歌的翻译中去。
  诗歌翻译不是简单地把原文中的词及其组合翻译并移植到译文中去,以维持原诗中的词与词之间的横组合和纵组合关系。诗歌之所以存在其“诗性”,正是依靠打破这种常规关系而获得的。那么,如何打破并规整这种常规关系,就需要审美主体介入到翻译过程中来。审美主体的介入是消除“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提升译文审美价值的必由之路。
  译者在翻译汉语诗歌的时候,一方面,会对原诗的语义空间进行逻辑规整,消除歧义,确定单一的语义,这时,译者所采取的是日常性的翻译策略。另一方面,为了对这种单一语义进行抵抗,译者会采取加入自己审美经验的方式附加额外“诗意”,保持或增强原诗的诗性价值。
  
  三、 汉诗英译中审美主体的介入的方式
  1.直接介入。译者按照译入语可接纳的经验认知模式,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使得译文在译入语当中显得自然,入眼,更能为译语读者所接受。译者通过直接传达自身的审美感悟,让读者感同身受,犹如亲临其境,亲历其事;亲睹其人,亲道其语;亲得其乐,亲感其悲。
  请看杜甫的一首《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此诗开篇即写春望所见:国都沦陷,城池残破,虽然山河依旧,可是乱草遍地,林木苍苍。花鸟本为娱人之物,但因感时恨别,却使诗人落泪惊心。自安史叛乱以来,战火弥漫,虎狼横行,妻离子散,家信不通。诗人眼望面前的颓败之景,不禁于百无聊赖之际,搔首踌躇,顿觉稀疏短发,几不胜簪。请看译文的后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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