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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与新农村建设的再组织化


□ 曹海林

  摘 要: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不同历史场景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历史形态,并对乡村社会发展产生着截然不同的社会效应。深入分析社会转型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趋势及其社会动因,有利于理解、归纳乡村权力结构演变的特性。乡村权力结构的现代重塑已成为新时期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化不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內容之一,而且成为实现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的根本保证。
  关键词:乡村权力结构;演变趋势;现代重塑;新农村建设;再组织化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03-0077-08
  
  乡村权力结构是指乡村权力资源的分配模式、来源渠道、运行规范、权力强度或影响力度等结构要素的有机组合。乡村权力结构是乡村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学科已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对这一领域给予了一定关注。自20世纪以来,有关中国乡村权力结构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关注的焦点。不同学者不约而同地践行着“小切入、大视野”的学术方法论,试图通过乡村权力结构的研究来透视乡村社会的性质及其转型,为我们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关系和权力结构提供了许多相关性结论和方法论启示。随着乡村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深入分析乡村权力结构的历史形态、演变趋势及其现代转型与现代重塑,探索乡村社会再组织化的有效机制与现实路径,对目前我国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乡村权力结构的历史形态及其社会效应
  
  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形态与乡村社会聚族而居的居住格局紧密相关。中国乡村由区位不同、形态各异的村落组成,乡民的生活主要在自己的村落中展开。村落是最早的乡村管理单元,也是最基本的社区组织单位,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在村落基地联结起来,并从这里辐射出去。在早期乡村社会的形成中,血缘关系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血缘关系的共同性形成宗族,由血缘关系的远近形成宗族内部的权力关系。基于血缘关系的权力构成在我国传统乡村权力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正如美国学者W.古德指出:血统群是一种形式上的组织,其限定范围是一个市镇或一个村庄,这样的宗族可能在一个地区居住10代到20代,而同一老祖宗传下的其他分支则可能统治着附近的地区,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乡村权力结构就是血缘宗族结构在村落社区的复制或放大,不同村落社区权力结构具有明显的趋同性。乡村社会生活也正是在这种近乎相同的权力结构规制下,按照差不多的行事规则重复运行,社会秩序主要靠宗族伦理道德来维持,乡村权力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着传统乡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秦以后的封建社会,尽管乡村社会的管理体制先后经历了乡亭制、乡里制、里甲制、保甲制等,但乡村管理体制的基本内涵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仍带有宗族一伦理色彩。这一社会现象的根源正如W.古德所揭示:“在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
  极具宗法伦理色彩的乡村权力结构必然使乡村社会结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乡村社会就是一个扩大的大家族,其内部的权力构成是严格按照家族宗法制度确定的,乡村社会的权力秩序与家族的血缘秩序相对应。在这样的权力结构控制下,乡村社会的秩序必然要充分体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儒家人伦等级思想,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而且,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度基础上的乡村权力结构得到国家法律及传统政治思想的认可和支持,由血缘关系决定的等级结构决定着在乡村权力结构中不同位置的分配与传承。在乡村权力结构中,一般来说,“乡绅”是宗族里有文化、有管制力、有道德权威的长者。费孝通认为乡绅或是饱学之士,或是退休官员、官员亲属,或是受到过简单教育的地主。乡绅阶层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力量,而且是连接“管制”秩序与乡土秩序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更为重要的是,在传统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与血缘性族权紧密相关,而与族权相联的便是财权,乡村财权即表现为对土地的拥有,族权和财权的合一巩固了乡绅在乡村社会的权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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