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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碎了是拼接


□ 刁 斗

  《一个人与一本刊物》!写林建法。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标题,自认与他也最合尺寸。人当然是林建法,至于刊物。既可以是某一阶段的《布老虎中篇小说》,也可以是某一阶段的《西部·华语文学》,还可以是某一阶段的别的什么,但地球人里,说汉语的,对一九九○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多少有点学术兴趣的,都知道我要说哪本刊物。是《当代作家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是当代中国文学天幕上一颗璀璨的星斗,林建法是为这颗星斗输送能量的人,二者的名字已密不可分。可在我眼里,作为标题,《一个人与一本刊物》不论准确还是平庸,又不能专属林建法一人;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语境里,至少记叙宗仁发和何锐时,它也最合适。也许它还适合其他三两个人。我视野狭窄,资讯有限,只敢说宗仁发与《作家》,何锐与《山花》,加上林建法与《当代作家评论》,更是《一个人与一本刊物》的经典注释。我很愿意把这三位职业编辑视为文学英雄,把他们办的刊物视为文学胜地,把他们与他们刊物的关系视为文学神话。尽管地球人里,说汉语的,对一九九○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多少有些学术兴趣的人寥若晨星,少之又少,我还是相信,在这篇只与林建法有关的文章里。许多读者能会心地发现。它还与宗仁发有关,与何锐有关……
  我喜欢文学的喻示功能。
  十八年前,林建法编过本书。是关于当代作家的,正副标题都长。加起来达十九个字,还不算标点。其中的副标题,颇有后现代味:《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那时候。“后理论”尚未登陆中国,或者只登陆几个尖兵。我一直对“后理论”不太买账。十多年后,近几年,我通过社会观察书本阅读和写作实践,发现了“后理论”的迷人之处。我没想说我的观念变化与林建法一本书的标题有必然联系。还是副题。
  文学世界是一只大鼎,由三只脚支撑:作家、批评家、编辑。有人嫌三只脚少,建议让读者也插足其间。我不同意。说没有读者就没文学。很像说没有爱情就没婚姻。匿名的读者不是责任主体,不是可操作的文学元素,拿它说事儿,只是利益为先的政客和商家在玩养概念。接受美学的根须并不扎在庸俗社会学的土壤里。而另有些人,又嫌三只脚多,只承认文学的基座压在作家批评家那两只脚上,甚至只承认作家的金鸡独立。这是外行的偏见。如果内行也这么看,则是做人有欠诚恳。成名前把编辑当爷爷,成名后视编辑为孙子,这种人不配判断文学。这种人的潜在危险是,一旦戕害文学获利更大,他们下杀手时最少怜悯。
  文学在林建法眼里是皇冠上的明珠,他还只是普通读者时就这么看。他是否想过和试过以作家的身份跻身文学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他年轻时写过文学批评文章,翻译过文学理论著作,我还知道,他从投身文学之初,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编辑。是他发现了自己天然具备编辑才能吗。还是他有意让自己的才能朝编辑的方向汇总和发展?三十年来,他主编过的杂志和书已过百种。其中许多种。还只是他脑子里的计划雏形时,他就用嘴让我见识过它们。令我惊讶的是,他孵出的孩子,与他脑海里的设想没什么差距,似乎还更出色和完善,好像当初他说给我时,它们已是瓶中标本。千万别说杂志和书的制作要求都太简单,任何空间想象能力超过刁斗的人都能炮制。刁斗的确不慧。但这世上,好书好杂志实在太多。林氏产品要立足于花样翻新的它们之林,光靠作者阵容的豪华和装帧风格的新异是站不住脚的。林建法的优势在于选题和组稿。他的良好的文学感觉与文学眼光,使他常常能先于他人发现。什么是文学前线最需要的补给。
  一九八六年夏天,林建法由福州来沈阳工作,成了我同事。那时候。他喜欢这么介绍自己:我姓林。双木林。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自我介绍时他仍这么说。他一直读不好自己的姓,“林”被他读成了介于“凌”与“您”之间的一个什么音。还有些字他也只会发闽南话读音。但从外形看,从性格看,甚至从某些生活习惯看,他已完全东北化了。他瘦削高挑,行动敏捷,听别人说话时,一双眼睛总在近视镜后边探询地眨巴,像求知若渴的成年学生。他去上海读大学时,正是个二十八岁已为人父的成年男子。我们认识好多年后。听人说他当过军人,我武断地认为别人张冠李戴了他的履历。不在于他外在气质上没军人痕迹,主要是思想上、意识上、观念上,他都与条例的规范和命令的戒律相去太远。他的自由精神与激进姿态,使他更像一叶海上扁舟,风和日丽时忘情漂泊,风狂雨骤时劈波斩浪。他出生于渔民家庭。有一天,我把别人的传说当笑话讲。没想到,他竟证明那不是讹传:他有五年军龄,服役地点是在江西。这让我大跌眼镜。他开玩笑吗?但我知道。他缺少玩笑细胞。这一点也许合乎军人标准:玩笑容易涣散军心,瓦解斗志。
  我以为我已足够了解他了。并非如此。
  一个人做好一件事的前提,从主观上说,有两个条件就够用了:悟性与勤勉。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缺少玩笑细胞的林建法是永动机,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大部分人,一生中被工作耗去的时间最多。可工作,即使某些富有刺激性的特殊工作,一流程化,描述起来也很乏味。编辑工作就是这样。策划选题联系作者编排校对印刷邮寄,有什么可说的?但说到林建法,不说工作更没说的。就说说校对吧。我在他手下当过八年编辑,每期校样,都要他我以及外聘的两位老先生各看一遍。按说这够了。林建法却不觉得够,四遍之外,他几乎是情不自禁地,视校样留在手里时间的长短,要再看一遍或者两遍。做过校对的人都知道,再好的文章这么个看法,都会产生生理性厌恶。可林建法产生的是生理性迷恋。那些枯燥的理论文字,常逗得他发笑,引得他螳螂一样跳离书案,手舞足蹈,好像在玩有趣的游戏。显然,他也玩笑,但他玩笑的神经只连通工作。在许多个饭桌上,歌厅里,保龄球馆中,我眼中的他,要么与作家批评家谈稿子论文事,要么向官员企业家普及文学常识并寻求权力和财富的支持。如果别人都忙于吃喝唱歌扔保龄球,他就发呆,我估计他发果时脑子工作。当然了,他也吃喝,虽然食量不大;他也唱歌,虽然跑调;他也扔保龄球,虽然偶尔得了高分也不知窍门在哪。在我熟识的人里,他出差最勤,认识人最多,喝茶最讲究,电话费用最高,最爱吃鱼头,最不会讲黄段子,看第一时间出版的国产小说最多。参加会议最多(会上发言最短或最少发言),神经(可能)最强健,睡眠(可能)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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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9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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