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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幻色彩与童年视角的交融


□ 任文汇

  摘要:《河岸》之所以能够通过主人公命运的变迁,深入到强大而深邃的历史内部,实现对历史可信度的追问,很大程度上源于小说的魔幻成分跟童年视角的交融。正是这种游走在魔幻与现实之间的独特的叙述方式,使创作主体的审美核心得到了最完美的演绎。
  关键词:苏童;《河岸》;魔幻色彩;童年视角
  
  魔幻小说惯于在对现实生活的描写中,加入宿命、神秘、神奇、甚至诡异的内容,通过或夸张或讽喻的方式,反映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自我间的畸形的异化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情绪和虚无意识,具有强烈的社会矛盾、政治斗争内涵。《河岸》带着些许神秘的“先锋叙事”的痕迹,让我们看到了曾经熟悉的苏童。它所展现的小说世界是荒诞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浓郁的魔幻色彩。而懵懂的少年这种区别于主流成人世界的角色担当起了小说的主角,以一种私密化的方式,叙述出只属于个人的独特历史。
  一
  作品叙述的是一个“文革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文革”本身,已经被推到幕后,作为一个荒诞的大背景而存在。苏童对历史的叙述兴趣往往不在于历史本身,正如他自己所言,“在我的所有小说中,具体的历史事件在小说中是看不见的,是零碎,只是布景”[1]。在这个背景下,作者向我们呈现了人与阶级的复杂关系,历史的颓败、鬼魅与宿命,青春成长的残酷与荒诞。毋庸置疑,《河岸》含纳了异常丰富的思想要素和个体的伦理体验。
  整部作品以“寻根”作为基本线索,用个人家庭的历史,即库文轩究竟是不是历史遗孤这个荒诞事件演绎——库文轩悲剧的一生,来质疑历史本身的可信度。好几次,苏童都借人物之口说出了“历史是个谜”这句话,正是这样的谜思使这部作品充满了神秘色彩。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阶级身份”一直是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和社会时代的叙事框架,并成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的思想资源,而对社会成员进行阶级身份体系的重新划分和建构在“文革”历史时期走向极端。在此背景下,对于自我及“他者”阶级身份的认同就成了民众精神世界的内在焦虑。一旦身份得到确认,人物便可以获得现实社会中集中价值的高度认同,人物的生存处境便拥有了某种特殊的优势。在《河岸》里它具体地表现为“一块革命烈属的红牌子在我家门上挂了很多年,证明着我们一家的光荣血统和显赫门第”。[2](P. 11)作为烈士的遗孤,库文轩不仅大权在握,还顺利娶到了比自己“高出半个头”的美丽妻子,而他们的儿子库东亮在革命烈士的历史庇护之下,13岁之前一直过着天真烂漫的生活,拥有同龄人无法企及的优越性。但这种血缘关系却并不牢固,随着掌控着革命话语权的烈士遗孤鉴定小组的到来,父亲的历史像一块布满荆棘和沼泽的土地,悬疑丛生。工作组在这片土地上挖地三尺,快刀斩乱麻,努力发掘所有的矿藏。在经过一番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调查之后,否定了库文轩的鱼形胎记与邓少香的血缘关系,库文轩成了河匪封老四和妓女的私生子,库文轩从革命烈属和油坊镇党委书记迅速变成了“阶级异己分子”,他的革命家族历史至此发生了彻底的断裂。接着,母亲在家庭内部开展了对库文轩的身份考证,通过对父亲“性恶史”的挖掘,展现了父亲革命实践的虚假和荒诞,以此来否定了父亲革命干部的身份,并因此脱离与库文轩家族的关系,从而确认自己的“革命身份”。而“我”的身份的也在瞬间被改写,“我父亲不是邓少香的儿子,我就不是邓少香的孙子。我父亲不是邓少香的儿子,就什么也不是,我父亲什么也不是,势必连累到我,我库东亮什么都不是了。我不是白痴,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世界变得这么快,仅仅在第二天我就成了一个空屁。”[2](P. 18) “我”回到了人类的历史原点,家族血缘的断裂使我无法寻找到自我确认的渊源,“我”的历史成了一个“比空更虚无,比屁更臭”的“空屁”。于是具有“革命浪漫主义”气质的母亲怀着耻辱和愤怒走出了这个家,“我”告别了家园,告别了岸上的岁月,跟随父亲在金雀河上开始了长达13年的漂泊。最终父亲在历史清算中自宫,并以抱着纪念碑自沉的方式完成了对非人道的革命化现实的反击。而“我”在父亲生存方式的影响下,长期沉浸在孤独、绝望和惊恐中,终于在青春的煎熬中,走向了性格的变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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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世纪桥·理论版 Tags: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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