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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混居遭抵背后的断裂现实


□ 毕然

  公众对贫富混居普遍感到心理不适和质疑,正是当前紧张的阶层关系在意识层面的投射。
  城市社会理论家Manuel Castells曾言,空间是社会的表现。当代中国已经陷入了一场严重的空间焦虑症。举凡有关居住的话题,都不可避免地挑衅人们紧绷的神经。
  比如,一方面是神秘莫测的空置房,另一方面是升级换代的胶囊公寓;一方面是精心打造出的每平方米10万元的超级富人区,另一方面是遭到拆迁的蚁族聚居地唐家岭。这些都构成社会不平等的空间表述。在此如火如荼的情势下,反其道而行之的贫富混居(mixed-incoming housing),看起来相当的不合时宜。
  不过其实贫富混居并非什么新鲜事儿。在分配时代,单位大院领导与职工虽然房子大小品相有等级之分,但住得未必截然分开,某种意义上可看做一种混居类型。更何况现在还有政策房小区鸠占鹊巢式的“非典型性”贫富混居。
  房改之后,市场成为城市空间重构的主导力量。居住依收入分化,中心城区、热点地块缙绅化,穷人则被排挤到荒郊野外。大规模的公共住房开发模式对此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结果是,城市中涌现出大量居民阶层身份高度同质化的住区,同时住区之间的异质性则越来越大。
  作为生活机会不平等的地理呈现,空间极化和分隔不仅是社会分化的反映,而且会进一步加剧分化,造成社会隔离和贫困的再生产。不同区位的居民对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和服务利用的不平等,由此会造成资源、就业、发展机会方面的差异。弱势群体高度集中,衍生出各类负面后果,甚至有可能演变为问题丛生的贫民窟。这样的风险往往是全局性的,城市住区堡垒化,以及最近传染到城乡接合部的所谓“村庄社区化”的封村管理,森森然作为一种集体安全焦虑的空间意象,已然充分说明问题。
  无论从邻里层面还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混合居住都有其必要性与现实性。美国学者Robert Chaskin曾从四个方面概括混居的意义:从社会网络角度看,促进多元化的社会连带关系,增加穷人社会资本存量;从社会控制角度看,提供了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有助于住区安全;从文化与行为角度看,可以避免因聚集形成贫困文化、造成贫困恶性循环,促进社会流动;从政治经济角度看,有利于提高住区的政治经济地位,争取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一些评估研究对此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外也早有混居的实践。在美国,则是以民权运动为背景。“只要黑人仅能从小贫民窟流动到大贫民窟,我们就不会满意。……这种状况能够也必将改变。”1963年Martin Luther King的演讲掷地有声。三年后,女社区活动家Dorothy Gautreaux及其他三位居民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律师协助下,提起对芝加哥住房管理局在贫困区继续兴建高层公共住房、限制居住选择权的诉讼,历经数年庭审获胜。该事件推动了美国相关政策取向的根本性转变,令“我有一个梦想”的民权运动落实于城市空间的实践。1990年代HOPE(Housing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Everywhere)VI和MTO(Moving to Opportunity)计划出台,标志着进入打破贫困集中、追求社会融合的新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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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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