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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德国背景


□ 张西平

  从晚明以来,中国文化和思想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消化经来华传教士所带来的西学。明末清初之际,西学还是以一种平和的态度在中文的话语环境中扩展影响,文人举子们也是以平和的态度看待西学。虽然期间文化的冲突也时时迭起,但耶稣会“合儒”的传教路线,使士人在读这些“西儒”的书时尚有自己本土文化的底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何李约瑟将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称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许理和将其称为这“中西关系史上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时期,这是中国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高层知识界的第一次接触和对话”。
  晚清时局巨变,中西文化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美国中国学家任达(Douglas R.Reynolds)所说:“在一八九八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十二年后,到了一九一○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的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借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制度。”这种重大的变化在学术上就是“援西入中”,以“六艺”、“四部”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和框架被解体了,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和学科建构开始逐步形成。
  如果我们想解释清楚今天中国的学术体制和学科思想的根源,那我们必须回到晚清的“西学东渐”时代,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为此已经有了许多重要的进步,使我们开始逐步摸清我们今天所表达的学术思想、语言以及我们今天所生存的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的来源。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著作(《主体的迁变——从德国传教士到留德人群》)就是沿着这样一个学术路向展开的,如果将其放在近年来的学术发展脉络中,这本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我想以下两点是应该注意的:
  第一,在学术界首次如此清晰地勾画出了德国思想对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的影响,从而使我们对晚清传来的“西学”有了一个更为具体、深入的认识。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两个特点:一是讲“西学东渐”的“西学”时不太细分的,当时传来的思想是美国的思想还是法国的思想,这种学科体制是德国还是英国的,研究者关注不多,大都一概说成“西学”。其实,西方是分为不同的国家的,每一个国家的思想和文化有着重要的区别。只有具体地研究当时“西学”的来源国,这种研究才会具体化,也才有深度。二是在中国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的形成时,研究者的重点大都放在中国本身。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这样的重点没有一个前期对西方思潮和体制的了解,不了解当时西人所介绍的西学来源和所在国的关系,对“西学”本身的特点和“西学”本身的形成和变化注意不够,我们就很难从中国文献本身揭示中国近代制度变迁的特点。作者在书中较好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将晚清所接受的“西学”放在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变迁之中加以考察,使我们对晚清所接受的“西学”有了一个更为深入地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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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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