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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思想生成与审美建构


□ 刘 忠

内容提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史研究越来越趋向于“思想化”,本文认为文学史研究的基点应是审美与思想的相互生成与建构,而不是所谓的“普遍主义的知识体系”,更不是现代性、进化论、革命论等几个思想史观念所能全部统摄的,它是文学史进程的经验描述与逻辑推演,是思想性、审美性的交融与互动。
关键词 20世纪中国文学 文学史形态 现代性 审美建构

一、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史形态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正在成为一部思想史长编,统摄这部思想史的核心理念是作为一种“普遍主义的知识体系的现代性”。一个世纪以来,现代性焦虑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情结,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现代性本身包容着诸多矛盾和差异,如政治现代性、思想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伦理现代性,但借助其理念建立起来的文学观念,却为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种颇为可疑的本质主义向度,即把同质性、整一性看作文学史的内在景观。他们孜孜以求的就是为文学史构筑一个宏大的阐释框架,一旦置身其中,每一种研究都想把握某种本质,概括出某种规律;每一种阐释都要进行大刀阔斧的修剪、祛除,得出某种结论,于是,在思想史的解剖刀下,理应复杂、甚至充满矛盾的文学史形态被轻而易举地整合为各种观念、主义的派生物。
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世纪性主题,如果说现代性是统一的、自明的,那么对现代性的反思则表现为知识界不断涌现的观念之争和主义之别,而在这个由许多“观念”、“主义”构成的思想模型中,倘若有某个领域可以逃逸出现代性的抽取与整合,这个领域只可能是文学。“文学”天生就拒斥抽象理念的统摄和约束,它以丰富的审美经验与抽象理念相抗衡,最大限度地呈现人性的复杂和世界的多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美是文学言说世界、涵盖思想的基本方式,也是文学成为它自己的惟一方式。一旦重新面对文学的审美属性,由现代性统摄的一元化图式很快就被打破,差异性、混沌性开始凸显出来,如“革命”叙事中的民间立场、“工农兵文学”中的人性展示、“中心”话语下的边缘写作。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对历史的阐释都意味着对既定历史的重写,文学史研究也不例外。20世纪中国文学是社会生活与历史理性在特定时空中的自然选择,就事实而言,其存在的合理性只需要时代与历史自身作出证明。但是,当我们面对文学实践的生命力这一问题时,就必须要超越事实层面而进入价值领域,回答“为什么存在”、“为什么会继续存在”等问题。于是,“现代性”、“进化论”、“革命论”等观念就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文学领域,开始对审美性进行渗透和改造。
先看“现代性”命题。就20世纪中国社会而言,现代性命题的发生是与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围绕人的解放与民族国家的重建问题,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近现代启蒙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想,被启蒙先驱作为救亡图存的文化资源进行了广泛传播。这之中,作为思想的承载物,文学既感应、宣传着思想,又生成、建构着思想,从而为新民、启蒙、革命等社会使命提供可能。同时,由于思想在经文学浸润而为人们接受时,有一个选择、对话的过程,其间可能会发生接受偏离,所以,当本身就歧义丛生的思潮流派,一经文学话语的浸润与转换,愈发呈现杂陈状态,有的因在中国传统中找寻到了文化支持而扎根生长;有的则因远离中国国情,虽经广泛阐发却仍昙花一现;有的则在“文革”后的新时期重现和演化;有的则一直在少数知识分子范围里流布传承。这些外来思潮在中国的命运,既取决于该思潮自身的生命力,也取决于中国社会的特殊语境以及知识界对于思潮的理解。
当我们将“思想”与“审美”联系起来考察时,发现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呈示并不是单向度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存在形态。(一)历时态的现代自我。谈论“五四”文学革命实绩时,郁达夫曾说:“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①人的发现开启了“人的文学”,他们是狂人式觉醒的知识分子、阿Q式愚昧麻木的农民、林道静式成长起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凤凰苗寨养育的翠翠、深陷围城困境的方鸿渐,甚至是“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一地鸡毛”中的小林……这些人物在历史的交替转型期,负载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人学影像,他们从传统中走来,裹挟着欧风美雨反客为主,却又在双重夹击下无时无刻不在面对自我、现实、存在的多重困惑,“现代”的真正内涵由此得以显现。(二)共时态的现代精神。“现代性”之于现代文学不仅表现为历时态的现代自我,而且表现为共时态的现代精神,这精神,一方面是人们面对现实的忧患与焦虑;另一方面又是人们面对自我的苦闷彷徨,甚至是精神分裂。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到张爱玲的世俗传奇再到余华的形而上追问,从郭沫若的浪漫豪情到沈从文的田园牧歌再到张承志的执著坚守,文学世界不断交织着激进、亢奋、保守、抑郁等复杂情感。保守派和国粹派自不必说,就是在那些激进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反思现代性的情感流向,只不过,它们是以非常微妙的形式隐藏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下,如鲁迅小说的乡土记忆、梁斌《红旗谱》中的伦理乡仇、陈忠实《白鹿原》中的宗法制温情,这些都表现了与现代性完全不同的维度。鲁迅、梁斌、陈忠实们寄寓的不只是批判,而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关于乡土中国的命运——那些始终在历史进步与历史变革之外的人物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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