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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责任


□ 熊召政

作家的责任
熊召政

我今天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作家的责任》。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是怎样走上作家之路的。我5岁开始上学,11岁以语文分数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初中。到初中去报到的时候,学校大厅的两边挂了两条标语,—条是:“欢迎你,未来的科学家”,另一条是:“欢迎你,未来的文学家”,我看了看就站在文学家的条幅底下去了。当时是我母亲陪我去报名的,她见我站在标语下不走就说:“你老站在这里干什么?”说着,拉着我就走。这时学校的一个老师看到了,就问我:“你想当文学家,是吗?”我回答:“是啊!”谁知道这位老师就是我后来的班主任。开学第一天,他就说:“我在报到那天看到我们班有个同学站在文学家的标语下,他想当文学家,现在我请他起来和大家见面。”我当时个头儿很矮,11岁,大概连1米5都不到,体重也很轻,完全是个发育不成熟的样子。我站起来,老师就问我:“文学家有很多种,你愿意当什么呢?”我说:“我想当诗人!”从那以后,我就有了一个绰号“熊诗人”。他们喊我熊诗人的时候并不是一种鼓励,而是取笑。“你们看,全班最矮的一个人,发育都不成熟,还想当诗人。”就是这种嘲讽和玩笑,激发了我做人的尊严。这些细节决定了我最终走上文学的道路,以至在此后的40多年中,虽然我经历了很多坎坷很多曲折,可是我还是按照我11岁的时候立下的决心走到了今天。

在我喜欢文学的时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那个时候文学不是百花齐放,而是百花凋零。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代人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全部下放农村劳动。我1969年下乡。我们下到一起的知识青年有好几十个,组成了一个知识青年宣传队。在宣传队里,我这个半瓢水,成了难得的笔杆子。我从编三句半开始,到写歌词、快板书,到编舞蹈、歌剧、小话剧。我记得很清楚,到了1976年,我们县里的宣传队到省里来汇演,结果省里文艺界的领导一看,怎么这个宣传队的节目全是熊召政一个人写的啊?熊召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感到好奇,等见到我本人,他们才发现熊召政是个矮个儿的毛头小伙子。在这之前的1974年,我曾写了一个诗朗诵来庆祝国庆35周年。记得我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写了一首《献给祖国的歌》,后来这首诗发表在当年的《湖北文艺》(后恢复名《长江文艺》)上,整整8个页码,非常长的一首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省级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而且是头条。这首诗发表的时候,我还在乡村里面当知识青年宣传队的队长。白天劳动,晚上写作、排练或者演出。每天的劳动负荷非常大,又没有什么吃的,幸亏年轻,不然,身体早垮掉了。有一天,我在田里插秧,看到一辆华沙牌小汽车,远远地从山间公路上开过来,我开玩笑地说:“这又不知道是哪个‘走资派’来了?”正说着,只见那个车就停在了我插秧的田头上了。从车上下来一个胖老头,还有一个县里的干部跟着他。一会儿大队长就叫我:“熊召政,你起来!”和我一起做农活的同伴们说:“你说他是‘走资派’,他听见了,找你算账来了!”当然这是玩笑话。我带着两腿泥走到胖老头跟前。通过介绍,我才知道这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他问我:“你就是小熊啊?”我说:“是啊,我就是熊召政。”他就把我带到大队部里面,喝了一碗凉茶,他从包里拿出发表我长诗的那份《湖北文艺》,问我:“这首诗是你写的?”我说:“是的。”他说:“我怎么觉得这首诗好像不是你写的。这里面写到了很多地方,你年纪轻轻又没去过,怎么写得出来呢?你不是抄的吧?”我说:“你若不信是我写的,我现在就背一遍你听听。”说着我就站起来了,从头到尾把这首诗背了一遍。我记得其中有一句:“祖国啊,我是你大手大脚的儿子,我将用我坚强的臂膀承担你给我的责任。”我20岁的时候就觉得应该为这个国家,为民族承担责任。但是当我那天晚上写这首诗的时候,并不知道为国家承担责任是怎么样一回事。10年、20年以后我真正有勇气为国家承担责任的时候,才知道当年说这句话的分量。
当我把这首诗背完以后,那位领导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小熊啊,你这首诗在我们湖北文艺界等于放了一颗原子弹啊!”这句话是夸我,我听了当然很高兴。我回答说:“这首诗发表以后,我收到来自全国的800多封信。”用今天的话说,他们都是文学“粉丝”。我最早的“粉丝”现在都已年过半百了。这时候,距离人家嘲笑我是熊诗人的时候,已经过去了10年。不久,武汉大学招生,因为种种原因,我那一年没有跨进武大的门坎。不过,我还是结束了5年的农民生活,而被调入了县文化馆,当一名创作辅导干部。为什么叫创作辅导呢?就是辅导全县的业余作者学习写作。就这样到了1979的夏天,有一天我去大别山脚下的一个山村,拜访一位乡村中学老师。走在陡峭的山路上,忽然看到迎面来了一位不到40岁的农妇,我和那位乡村老师上山,农妇下山。我无意间抬头看农妇一眼,她也看了我一眼。记得那是8月下旬,天气还非常热,可是那位农妇的眼光却非常地冷,冷得让人心里发寒。农妇走过去以后,我回过头去看着她的背影走远,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她的眼光怎么这么冷?”那位姓王的中学老师说:“她是我们村的,她这又是去告状了!”我问:“她告什么状呢?”他说:“她的丈夫被大队民兵连的连长打死了,有冤伸不了。”我说:“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伸不了呢?”老师说:3年前的一个冬天,她的丈夫在修水库的工地上,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了。有一天,他请了一天假回家拿咸菜。可是当他一回家,看到家里什么都没有了,连柴禾都没有一根。老婆带着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艰难。他于是上山帮他们打柴,把家里收拾收拾,结果就晚了一天回到工地。按道理说,这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可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却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县里集中数万民工修水库,由于太苦太累,民工逃跑的事件天天都有发生。制止这类事件,各个大队经常会抓一些典型来批斗。这叫“杀鸡给猴看”。因此,这位民工一回到工地,立刻被民兵连长关起来,并组织批斗。这位民工觉得心里很憋气,一个月没有回家,家里连烧的柴都没有了,我只是去砍了一些柴,并不是偷懒,怎么就成了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阶级敌人了呢?他想不通,就在批斗会上,和民兵连长争辩了几句。民兵连长就说:“你还狡辩,你这就是反革命!”说着就把他吊起来打。打着打着没有声音了,放下来时已经断气了。人既然死了,民兵连长一点都不恐慌,他反咬一口,说这位民兵“抗拒批斗,畏罪自杀”,通知他家里来把尸首拉回去。这个悲剧发生在1976年的冬天,“四人帮”刚刚粉碎。但拨乱反正还没有开始。中国大地上,极左势力仍肆虐横行。那位农妇在当时可以说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两年后,党中央开始对文化革命中的极左潮流进行清算了。农妇看到了希望。便开始为死去的丈夫伸冤。但是,她从公社告到区里,又从区里告到县里。三级政府都没有一个人搭理她。她后来又给地区、省里领导写信。她花5分钱买一张白纸回到家,裁成A4纸那么大,一张白纸可裁16张。然后她让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歪歪扭扭地写上冤情,再用一个鸡蛋换成邮票,寄到省里,县里。可是这些信又一封封打回到乡里,乡里又打回大队。大队干部都幸灾乐祸地说:“看,信又回来了吧,你再告,就把你一家人的口粮都停下。”不管大队干部怎么威胁,农妇仍锲而不舍三年如一日为丈夫鸣冤。这位农妇不到40岁,可是却像一个老太婆,头发枯槁,眼神呆滞。那天我心情本来很好,但就是那位农妇的眼光把我带进了严寒的冬季。走在山路上,我一句话都没有。我觉得好像是我对这个农妇犯了罪,我对王老师说:“今天晚上,你带我到她家去。”晚上我们去了两次,那个农妇都还没有回来。从那个地方到区委会有25里山路,她在区委会坐到天色黑尽,没有一个人理她,她连一口水都没有喝,又走回来,那时已经是深夜了。我们看到她,老师喊住她,说:“这是县里来的同志,他特意来看看你的。”那时天太黑了,我看不清她的样子,只看得到她的一个轮廓,只觉得她的嘴角轻轻抿了一下,我想那是给我的一个微笑,但那肯定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微笑了。我们到她家里,里面没有灯,她家里有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但没有钱买煤油。她就点了一片松明。借着这微弱的光亮,我看清了她。她静静地把她的冤情跟我讲了一遍。我们离开她回到老师家里的时候,我说:“王老师,今天要浪费您一点煤油,我想写诗。”他说:“你不睡觉?”我说:“不睡,我要写诗!”就这样,我写出了平生最令我激动的一首长诗,就是获奖的那一首《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在那偏僻的山村,我彻夜未眠,到天麻麻亮的时候写完了。200多行诗几乎是一挥就成。早晨在他家吃完早饭,我也是用他家5分钱一张的纸裁成现在16开那样大,把诗抄了一遍。下山到了农妇去告状的那个镇上,贴了8分钱的邮票,把它投给了《长江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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