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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什迪事件与“文明的冲突”


□ 阮 炜

  如果区区一部小说的影响大大超出了狭小的文学评论圈子,引发了一个或可称为“文明的冲突”的大事件,那么看似置身事外的中国人也应费心读一读。萨尔曼·拉什迪(一九四七—— )的《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1988)就是这么一部小说。它严重伤害了穆斯林的感情,引发了所谓“拉什迪事件”。这一世界性事件在世界文学史上所掀起的巨大波澜是前所未有的,而从根本上讲,拉什迪事件与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九一一”袭击、持续不断的巴以流血冲突,还有那硝烟总是散不去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性质相似,都是以穆斯林为一方,以美英为首包括以色列在内的西方阵营为另一方的重大事件。
  《撒旦诗篇》究竟如何伤害了伊斯兰教?不妨看看以下例子。
  在涉及伊斯兰教兴起的有关章节中,加西利亚(指麦加,字面意思是“黑暗”、“昏昧”)城里穆罕默德的反对者雇了一个诗人巴尔来专门讽刺穆罕默德;巴尔用穆罕默德十二个妻子的名字给该城的十二个妓女重新命名;保护这些妓女或把她们与四周隔离开来的妓院被命名为“屏帘”(“屏帘”在伊斯兰传统中象征《可兰经》,或保护信仰者的精神屏障);巴尔还特地将先知最喜欢的阿耶沙的名字派给“屏帘”里一个最年轻最漂亮的妓女;这些举措使得加西利亚全城男人“私下里兴奋难耐”,“屏帘”妓院因之爆棚,生意“陡增了百分之三百”。当“蜂拥而至”的男人在院子里排队等候,“像麦加朝觐者围绕那古老黑石转圈那样围绕着位于中央的‘爱之泉’转圈”时,当鸨婆在“那堕落的窝巢、那反清真寺、那渎神的迷宫”(均指“屏帘”)里将十二名妓女一古脑儿“嫁”给巴尔,宣布他已成为“前生意人马洪德(穆罕默德)十二个妻子的丈夫”时,对穆斯林感情的伤害是再明显不过了。
  按照伊斯兰教法律,任何把神之言归因于人的做法都是大不敬,应以死罪论处。《撒旦诗篇》中有一个人物与作者萨尔曼·拉什迪本人同名,他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秘书“波斯人萨尔曼”。这位七世纪的萨尔曼身负一项神圣的使命:笔录神通过大天使吉布利尔传达给穆罕默德的启示。可是这位秘书萨尔曼很不安分。他生发了一个“恶魔般的念头”,开始“鬼鬼祟祟地篡改”后来成为《可兰经》的神之言,而《可兰经》在穆斯林心目中又是由神通过大天使吉布利尔传达给穆罕默德的启示,是神圣真理。但在这个已然十分“后现代”的秘书心目中,神圣事物压根儿就不存在。他开始“在小地方做手脚。如果马洪德口述了一行诗句,其中神被描述为全闻、全知,我就录为全知、全智……这样,实际上是我(秘书萨尔曼)在书写那神圣经书——用我自己的亵言秽语来玷污神的启示。可是老天在上,如果我的可怜微言竟然无法与神之言区分开来,这意味着什么?这对于那神圣诗篇的性质意味着什么?”这里,读者听到的难道不就是萨尔曼·拉什迪本人的声音?
  然而拉什迪对伊斯兰教最严重的亵渎,还在于对包括穆罕默德在内的人物的身份所进行的“后现代”消解。不仅拉什迪本人与秘书萨尔曼同名,故事主人公之一自称“撒旦”的前影星吉布利尔·法里什塔(另一个主人公是萨拉丁·昌姆查)也与大天使同名。在故事发展的关键处,两个吉布利尔不分你我,合而为一。吉布利尔·法里什塔不仅能够自由跨越时空,在二十世纪不列颠群岛与七世纪阿拉伯半岛之间往返来回,也能在过气影星与大天使两个角色之间任意穿行。这位前影星/大天使甚至能在穆罕默德那里听取神之言时与他合为一体,充当先知的“另一个自我”:“大天使实际上就在先知里,我在他肚子里拖着曳着,我这个大天使从这睡者的肚脐眼里被挤压出来,我——吉布利尔·法里什塔出来了,而我的另一个自我马洪德(中世纪西方人对穆罕默德的蔑称)却躺在那儿恍兮惚兮地倾听着,我被一条闪亮光绳捆在他身上,肚脐眼对肚脐眼,要说我俩究竟谁梦到了谁,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撒旦”般的过气影星能与大天使甚至倾听神之言的先知本人互换自我,混为一谈,伊斯兰教的真理性何在?神通过这“后现代”怪物传达出来的“神圣诗篇”的神圣性何在?这不是“撒旦诗篇”是什么?
  拉什迪事件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从一开始便隐含在拉什迪远非单纯的宗教、文化和社会背景中。他出生在印度孟买一个富有的穆斯林商人家庭,母语为乌尔都语,但五岁起即被送到以英语教学语言的学校受教育,放学回家仍被鼓励在日常活动中讲英语。十四岁时拉什迪被送到英国著名贵族学校拉格比公学读书,后来上了伦敦国王学院,再后来又入了英国国籍。这种双语、双文化环境对日后的文学生涯未尝没有益处,但对于形成一种明确的文化身份却是不利的。可以说在文化归属上,拉什迪自小便无所适从。及至青年时代,其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已丧失殆尽,最重要的价值认同是西方世俗主义,尤其是那解构乃至亵渎一切价值的“后现代主义”。双语、双文化的成长环境也意味着,青少年乃至成年时期的拉什迪将经历种种文化错位和种族歧视,这从《撒旦诗篇》问世前他所发表的大量作品和言论中不难看出。正是生活经历的语言分裂、文化分裂、自我分裂解释了拉什迪何以着迷于“后殖民”语境中的文化身份、文化迁移、文化越界和文化杂交问题,也多少解释了其政治立场何以左倾,甚至一度宣称自己的政治观点“大体上是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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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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