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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呼唤传播学



  诗歌,这种重要的文学样式,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新生活的纪元时,其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没落。新的载体为人类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生活选择,以电子媒介为核心的新的传播方式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生活。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所蕴含的价值必然和时代特征密切相关,诗歌曾经给与我们的,今天已很难再次给与。这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好像诗歌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其地位已经降低了,对它的相关研究也就显得可有可无了。事实上,整个文学研究还是以诗学研究为基础,这个基础依然是无法动摇的;文字仍在语言符号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如今的诗学,必然要发生应有的变化,才能适应时代的主体生活。
  一些有识之士正在呼吁和进行着建立文化诗学的尝试,即将诗学问题纳入整个文化语境中去,这样的实践从二十世纪初起一直在进行探索之中。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里,我们很难找到一样事物的相对稳定的规定性特征。面对文学的命题,一定要结合相关要素而不能将其单独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来考察,因此,诗歌研究必须拥有一种广泛视角。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传播概念产生较晚,和诗学传播有关的研究迄今仍比较薄弱,在国内建立诗歌传播学十分必要。
  著名的文艺学理论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春青教授在其专著《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的观念的形成》中指出:“在各种文化文本中普遍存在的互文性,乃是文化诗学研究方法合理性与必要性的主要依据。”他认为:建立文化诗学的基本原则在于尊重不同文类间的互文本关系,从而拥有一种互文本性的研究视角,打通不同学科之间的文本界限,进行综合比较研究。他将文本研究放在了特定的文化语境之中,将其从传播学角度来考察,这种诗学见解为诗学的研究和诗歌传播学的创建拓展了思路。
  诗歌文本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性呈现物,而是在特定的关系里产生的特定内涵,这种关系的基本纬度是由“言说者、倾听者、传播方式”构成的,因此,我们要从文化语境的构建和文本发生的意义来研究诗学,仅把着眼点放在文化语境上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传播发生的所有要素,即信源、编码过程、讯息、渠道、解码过程、接受者、反馈的可能性、噪音等。另外,诗歌的传播有其自身的特征,研究者要努力把握不同历史时期诗歌传播的具体特征,在关注诗歌传播社会功效的同时,还要注意到诗歌和个人内心情感的关系。
  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王兆鹏在《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文学遗产》2006,2)一文中,从文本的角度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归纳为四种类型。从传播手段切入,可分为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两类:口头传播主要用声音和肢体语言来传播,书面传播主要用书写刻印的文字符号来传播;从载体的物质形态出发,可分为单篇传播和书籍传播;就其传播途径而言,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传播;就文本形态而言,有笺注式传播、选择式传播、评点式传播、本事式传播以及陪画式传播和改编式传播等等。该文对古代文学传播的方式的分类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对研究中国诗歌的传播方式,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杨志学在《诗歌传播类型初探》(《诗探索》2006, 1)一文中,从传播者的角度把诗歌传播分为四种类型: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内向传播是指诗歌的自我传播,是其他传播方式的基础;人际传播是诗歌符号的双向互动,是最常见、最直观、最丰富的传播;群体传播是指因人生志趣、审美态度、地域等因素结合在一起的诗歌群体行为;组织传播是官方组织和其它机构有意主动介入的传播活动;大众传播是指借助媒介力量进行的具有商品属性的传播行为。这篇学术论文从崭新的角度归纳了诗歌传播类型,虽然分类不一定十分科学,但对诗学研究仍具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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