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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独行的“士人与世相”


□ 瞿 骏

  读大学时在前门一小书店的打折堆里曾拣出了《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当时翻遍那本黑白皮的书也没明白作者杨国强究竟是何方神圣。再看封面上的提要,突然想起他是已读熟的《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和四卷本《陈旭麓文集》里常见的名字,遂拿下!
  转眼间《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断断续续读了近十年,直到先生的新作《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以下简称《士人与世相》)醒目地摆在了常去书店的推荐架上。
  虽然书中的论文或已收入《百年嬗蜕》或在杂志上刊登过,但《士人与世相》仍不是一本容易评点的书。不易并不在作者的文字,其文字按照“豆瓣”上某位网友的说法“比当下时兴的那些史论著作明显高了几个档次”;也不在其关注的论域,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稍知历史之人大概都可以谈上几句。而是作为一本学术著作,在这个爱说“规范”的年代里,好像不太讲求“规范”。
  规范要求论文都要有学术史回顾,《士人与世相》中则篇篇皆无。规范要求论题能限定范围,最好退能解剖麻雀,填补空白,进则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但《士人与世相》中举目都是《清代的功名与富贵》、《论“庚申之变”》、《晚清的清流与名士》之类的“巨无霸”论题。规范要求严格定义核心概念,并围绕核心概念展开论述,但《士人与世相》则整本未见定义任何核心概念。一本学术著作如与通行规范不相凿枘,大多时候可判断其不太入流。但《士人与世相》的“特立独行”在我看来正凸现了先生研究之特色和其背后的深切关怀。而要了解这些特色和关怀,先生在序中所说“读史多年,大半都与晚清士大夫缠磨于古今中西之变的感慨苍凉之中”正是最好的夫子自道,以下试解说之。
  与先生治史岁月相伴随的是曾文正公、胡文忠公、左文襄公、李文忠公,以及沈文肃、彭刚直、丁文诚、曾忠襄、刘忠诚、张文襄、翁文恭和李越缦、王湘绮、盛愚斋和张季直等晚清士大夫的各类辑集。上述人物背后都沉淀着厚重的研究成果,先生最初即是以曾国藩个案研究一举成名。但吊诡的是,时至今日曾国藩等的排印本全集几乎都已出版,对他们的研究却仍然多停留在单个人物,或细部补充,能一一翻检通读进而做综合开拓性讨论的实属凤毛麟角。若至今还未出排印本,只刊印影印原稿本的,如李越缦和赵能静的日记等,龙飞凤舞,字迹难辨,开卷的人可能就更为稀少。应该说,晚清士大夫(尤其是所谓一线士大夫)研究的停滞不前肇端于当下学风之转移,自梁启超写《李鸿章传》始,百多年来此领域为史学界一块精耕细作的熟地。虽然“熟地”意味着晚清士大夫研究渐变为一个“老课题”,其材料也在“老课题”的引领下多转化为“常见史料”。但对史学而言课题本无所谓新和老,稀见史料与优秀成果也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可是近年来学风以创新为目标,以前沿为本位,“新课题”和“稀见史料”基本赢家通吃,而这些看似难出成果的一线士大夫们则备受冷落。学风转移带来的一大后果即是研读日记、年谱、传记等士大夫史料的基本功夫逐渐流失。尤其对比日本京都大学以基础史料为聚合的著名学术共同体或岭南、香港等地年年常开、薪火相传的历史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研讨班,晚清士大夫研究基本功夫的传承状况就更加不容乐观。不过课题不受重视,功夫逐渐流失仍仅是表象,更深层的困境为如要在晚清士大夫研究的“老课题”中发现新问题和真脉络;“常见史料”在识字辨义之外,还要能读出背后三昧,对研究者的要求其实非常之高。即使不背上古今中西的十字架,至少也应具备或接近“当年“三家村”学究所普遍拥有的基本知识”(罗志田语)方有可能。而先生正是目前对这类“基本知识”相当熟稔,并能将基本知识升华为史识洞见的学人之一。这从他多年来与晚清士大夫的“缠磨”中可见一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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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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