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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


□ 葛兆光

  思想史的写法之一
  
  翻开叫做“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著作,接踵排衙而来的,是睿智的哲人系列和经典系列,从孔子到康有为,从《诗经》到《大同书》,天才似乎每个时代都成群结队地来,经典也似乎每个时代都连篇累牍地出,我们的思想史家按照时间的顺序安排着他们的章节,大的思想家一章,小的思想家一节,仍不够等级的话可以几个人合伙占上一节,再不济的话也可以占上一段,只要在那上面留下了文字的就算“永垂不朽”。经典、经典的征引、注释与解说、精英的文字论述,则把思想史的线索连缀起来,只要被采撷在书中,经典就真的“名垂青史”。而思想的历史也就自然成了思想家的博物馆,陈列着他们照片。一半仿佛编花名册,把已经逝去的天才的生平与著作——登录在案,一半仿佛挂光荣榜,论功行赏或评功摆好。这种写法也许和思想史遥遥继承的史传文体与目录之学的传统有关,据说是中国最早的思想史著作的《明儒学案》就是传记加文选的写法,它有它的道理,比如它可以通过人物生活的时代先后来排列思想史的顺序而不必费尽心机地清理思想的“内在秩序”,又比如它可以较为清晰地梳理出章节的要点,供阅读者归纳和记忆,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也许人们愿意以名头很响的天才为章节,用人们常读的经典文本当资料,可以省却了相当多爬梳整理、考订比较的功夫。这样,《诗经》、《论语》、《老子》等等为主干的古代经典系统与名为思想史、哲学史的现代经典系统叠合在一起的剪影,就构成了一直笼罩着中国思想史叙述与解释的“新经典话语系统”。
  这种写法不仅有它操作上的便利,还有一些得到普遍支持的理论预设。首先,人们一般会认定,真实的思想史历程就是由这些精英与经典构成的,他们的思想是思想世界的精华,思想的精华进入了社会,不仅支配着政治,而且实实在在地支配着生活,它们的信奉者不仅是上层知识阶层,而且包括各种贵族、平民阶层,于是,描述那个世界上存在的精英与经典就描述了思想的世界。其次,思想的历史是一个一个思想家构成的时间序列,基本上按照时间的推衍,思想在不断地进步和发展,后面的思想家由于可以看到前面思想家的著作,所以他们的解释和阐发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因此,描述了思想家的序列就等于描述了思想的历史。最后,这种写法还有一个也许并不自觉的假设,即现在我们看到的精英与经典的资料就是当时完整而真实的情景,历史没有进行淘汰和筛选,即使有,那也是准确而公平的,人们应当承认现存的历史记载和历史陈述的合理性。
  不过,根据我自己的体会,会隐隐地觉得有些疑问。第一个疑问是,因为思想史的时间顺序并不完全与历法意义上的时间顺序相吻合,思想史上会有天才笼罩一个时代,也会有天才如流星一样稍纵即逝,有的超越时代的思想并不按照后人想像中的轨迹按部就班,也有潜藏的思想因子在若干世纪以后才重新被阐发传播,虽然这些天才思想可能在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中获得常识,但它们总是溢出常识之外,成了思想史上的“非连续性”环节,就像福柯在《知识考古学》所说的,那是历史的“断裂”,断裂是与常规的轨道脱节,与平均的水准背离;它常常是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上无法确定其来源和去向的突发性现象。我想,仅仅由思想精英和经典文本构成的思想似乎未必一定有一个非常清晰地延续的必然脉络,倒是那种实际存在于普遍生活中的知识与思想却在缓缓地连续和演进着,让人看清它的理路。第二个疑问是,因为精英和经典的思想未必真的在生活世界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支持着对实际事物与现象的理解、解释与处理的知识与思想,常常并不是这个时代最精英的人写的最经典的著作,我们在自己生活的世界中常常发现,可以依靠著述表达自己思想的精英和可以流传后世的经典毕竟很少,而且生活的世界常常与他们分离很远,当社会已经有条件使一批人以思想与著述为职业以来,他们的思想常常是与实存的世界的思想有一段距离。当我们的学者在大学里宣讲孔子、老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佛陀的时候,地铁的书报摊上在热火地销售着各种各样载满了明星逸事的小报,当我们的文人正在正襟危坐地讨论着理想主义的时候,生活却使得大多数人实行着一种并不冠以主义名称的实用精神,当我们的教授在研究室里撰写他的政治学与经济学论著时,政治领袖已经使国家建立了与教授们的想法全然不同的运作体制。思想与学术,有时是一种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操练的场地,它常常是悬浮在社会与生活的上面的,真正的思想,也许要说是真正在生活与社会支配人们对宇宙的解释的那些知识与思想,它并不全在精英和经典中。第三个疑问是,思想史对于精英与经典的历史性的位置确认,常常是因为“溯源的需要”、“价值的追认”、“意义的强调”等等原因引起的,事后由思想史家所进行的“回溯性的追认”。事实上,某些精英和经典在那个时代究竟是否像思想史著作中所说的影响如此巨大与深远,是否应该在思想的历史顺序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实在很有疑问。像明清思想史上习惯的顾、黄、王并称,而王夫之在晚明与清初思想史上的位置与意义,就是一种追认的结果,我常常希望有人能告诉我,当时有多少人读过王氏那些在深山中撰写的精彩著作?反过来,有些思想史上并不占有一段或半页的东西却有可能真的在思想史上深深地留下过印迹,像晚清那本被李提摩太翻译过来的《泰西新史揽要》,以及被傅兰雅翻译过来的《治心免病法》,由于后来没有被追认,在思想史上找不到它的踪影,其实在那时,它们的魔力决不是现在人可以想像的,前者作为三流的历史著作,在西方被称作是“最乏味的残余”,可是在晚清的中国却卖出百万部,并被第一流的历史学家梁启超说成是“西史中最佳之书也”,而后者虽然只是探索心理与疾病、精神健康与宗教信仰,可是我们在晚清的那些第一流知识者的日记、书信、文章中却看到它的启迪似乎超出了它的内容,不仅被宋恕当做印证内典的文献,要列入学堂里当作教科书,甚至还相当深刻地影响了思想史上总是占有极高位置的谭嗣同《仁学》。思想史中有误会,有埋没,有偶然,有断裂,我想,如果思想史只是写那些思想的精英和经典,思想史就是一个悬浮在思想表层的历史,如果思想史只是一次一次地重复确认那些思想的精英和经典,思想史就真的是一个“层层积累”的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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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8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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