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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冬秀:“最后的一位‘福人’”


□ 魏邦良

  唐德刚曾说,江冬秀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后的一位‘福人’!”笔者以为,江冬秀的“福”并非来自旁人的赐予,而是来自她自己的努力和争取。
  胡适13岁时,由母亲做主,与旌德县江村的姑娘江冬秀订婚。一个是留学美国的才子,一个是蜗在乡下的村姑,两人的不般配是一目了然的。虽然,两人到底还是结为百年之好,并且做到了白头偕老。但胡适内心深处对这桩婚姻显然不甚满意。在给好友胡近仁的信里,他坦陈了对自己婚姻的看法:
  
  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所以极力表示闺房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岂意反以此令堂上介意乎?吾之欲令冬秀早来,其原因已详说于家书中,想已见之。此亦补救之一法。不然,吾十余年独居,岂不能耐此几个月之岑寂耶?
  此事已成往迹,足下阅此书后,气拉〔把〕烧之,亦望勿为外人道,切盼切盼。
  
  不过,胡适在好友高梦旦面前,却说自己很满意这样的旧式婚姻,并且认为,自己的婚姻是一桩很讨便宜的事。
  1921年8月30日,胡适在和高梦旦交谈后于日记里记下这样一段话:
  
  他谈起我的婚事,他说许多旧人都恭维我不背旧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说,他的敬重我,这也是一个条件。我问他,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他说这是一件大牺牲。我说,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更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他问我何以最讨便宜?我说,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的,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映,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便宜的事吗?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呢?
  
  胡适的这两次谈话听起来很矛盾,这反映了胡适对自己婚姻的矛盾态度。一方面,胡适很羡慕西方家庭的夫妇关系:既是生活的伴侣,也是精神的知音;另一方面,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中国旧式婚姻,他也不反感。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一篇《婚姻篇(续)》,文中称赞“父母主婚”:“一定要父母主婚,这是极正当合时势的办法。”即使后来到了美国,胡适的婚姻观也并没改变,在给母亲的一封家书里,他说:
  
  今之少年,往往提倡自由结婚之说,有时竟破坏已订之婚姻,致家庭之中龃龉不睦,有时其影响所及,害及数家,此儿所大不取。自由结婚,固有好处,亦有坏处,正如吾国婚制由父母媒妁而定,亦有好处,有坏处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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