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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视野中的审美——论转型期美学理论建构


□ 马大康 巫明川

  审美既区别于实践以及其他人类活动,又和各种活动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并随人类活动整体结构的历史运动而演化。随着社会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人类活动的整体结构发生了变更,审美与消费活动相互联系的重要性日显突出,审美日常生活化就是审美与消费联姻所导致的结果。消费活动以巨大的能量,促成审美主导形态的变化和审美现象的异彩纷呈。对此,实践论美学和存在论美学正在丧失它们的理论阐释力,因而,转型期美学理论建构不再追求大一统的宏大叙事,而应该结合具体语境中人的活动结构的变化,针对具体审美现象,探寻特定的与之相适应的理论途径和研究方法。
  
  正当西方美学家纷纷惊呼“美学终结”①的时候,我国美学界却仍沉醉于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酣战之中,热衷建立一种“中国的”现代美学。后实践美学即存在论美学,只不过是提倡者在初始阶段所采取的“暗渡陈仓”的策略。固然,这场争论对中国美学界来说,是补上了美学“现代转型”这一课,这一番“重演”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极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把中国美学理论的建设目标瞄准后实践美学(存在论美学),这就不仅缺少一种世界性目光,也脱离了当下中国的现实语境。
  
  一
  
  我国美学界从认识论美学向实践论美学转向,发端于50年代后半期李泽厚对蔡仪美学的批判。李泽厚指出,蔡仪美学是建立在旧唯物论的认识论基础上的,他把美视为典型,把审美视为静观,这就必然将审美活动与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相割裂。他的美学“实际上只是完全脱离了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实践的抽象的静止的实验室里的事物的概念、范畴了”①。李泽厚认为:“朱光潜的确是唯心主义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方面……蔡仪所理解的人的主观的能动性,也不过是人的反映、认识的能力,人的主观只是被了解为静观的意识,这正是旧唯物论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所以不同于这种唯物主义,就在于把人的主观能动性,理解为有意识有目的的积极的革命的实践。”②很显然,实践论美学不仅克服了传统认识论美学把审美简单等同于一般认识活动,等同于一对一的镜子般反映的弊端,强调审美活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更为重要的是将审美置于实践活动这一更为广阔的视野中来思考,把人类活动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就赋予审美活动以历史维度和丰富的社会内涵,切切实实地把美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但是,与此同时,实践论美学却忽视了审美活动与实践活动相区别的独特性,没有阐明实践活动向审美活动转化的机制和中介,没有阐明对象性、目的性的实践活动如何向审美活动转化,而是简单地把审美装进实践这只大口袋中,或把审美视为实践的直接延伸,视为与实践同一的对象性活动,这就自然把美学的核心问题聚焦于“美的本质”、“美的起源”上,而无法深入美学自身真正的核心——“审美活动”这一独特的问题域,造成了理论盲点。
  实践最为根本的规定性在于:它是人的对象性、目的性活动。马克思说:“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亦即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己本身看作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③人作为类的存在,人的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能够从事有目的的对象性活动,即实践活动;动物不能把自身的生命活动与自己区分开来,不能把自己与世界区分开来,而人恰恰正是通过实践活动,把自己与自己的生命活动,同时,也把自己与世界区分开来。实践作为对象性、目的性活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
  实践论美学奠基于人的实践活动这一类本质上,这正是它的优势所在。它从人类实践开始来思考审美活动,把审美与人的类本质联系起来,与人类实践极其繁复的生动内容联系起来,因此具有了深厚的社会历史内涵。但是,实践论美学在强调审美与实践相联系的同时,并没有重视两者间的差异,没有强调审美活动区别于实践活动的独特性,而是将审美活动同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相混淆,这就使它最终丧失了对审美本质的洞悉。
  审美活动虽然与实践活动存在千丝万缕的密切关联,却有着质的区别:实践活动是对象性、目的性活动,而审美正与此相对,是非对象性活动,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活动。当实践论美学没有把审美和实践加以甄别,没有说明审美如何从有目的的对象性活动转化为非对象性活动,而是不加区分地纳入以实践为基础所构建的理论体系,那么,在这一体系中,“美是什么”就必定是遭遇到的第一问题,而非对象性、非目的性的审美活动在实质上却被排除在逻辑体系之外了。
  马丁·布伯指出,人与世界间存在两种关系:其一是“我—它”,也即对象性关系;其二是“我—你”,也即非对象性关系。在马丁·布伯看来,审美正属于非对象性的“我—你”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我’)与‘你’的关系直接无间。没有任何概念体系、天赋良知、梦幻想象横亘在‘我’与‘你’之间。在这里,甚至记忆也转换了自身,因为它已超越孤立而融入纯全。没有任何目的意图、蕲望欲求、先知预见横亘在‘我’与‘你’之间。在这里,甚至渴念也转换了自身,因为它已超越梦幻而转入呈现。一切中介皆为阻障。仅在中介坍塌崩毁之处,相遇始会出现。”④这就是审美至境,也就是庄子所说的“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的境界。在“我—你”关系中,“我”是独立自由的主体,“你”也是独立自由的主体,“我”与“你”之间展开了融洽无间的交往。正是在这一“主体间性”关系中,“我”与“你”都最为充分地敞开了自己无比丰富的世界,于是,一个审美的自由王国向“我”开放了。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辛弃疾“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都很好地说明了审美活动中的“观照”跟实践活动中的“观察”之间质的区别——在审美观照中,青山不再是被观看的对象,一个无生命的物质存在,而是转化为另一个“我”,一个有生命、有灵性的自由自主的主体,并在相对而视、相互感应、相互交流中,因双方的妩媚而醉心其间,融合一体,永不餍足。所以,金圣叹说:“人看花,花看人。人看花,人到花里去;花看人,花到人里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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