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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中国电影生死恋


□ 马戎戎

毫无疑问,赵丹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逝去的演员,而成为一个传奇。在他一生中出演的40部电影中,他来必在每一部中都是演技最好的,但一定是最有故事的那一个。因为没有人能像赵丹一样把演戏当作一门科学去研究。“演戏是一门科学”,在他生前写下的自传《地狱之门》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赵丹的传奇有一个饶有意味的开端在赵丹的童年时期,南通的头牌武生张德禄,在台上出了些小差错。刚下场,他的师傅拿了根很粗的棍子把他抽打得浑身青肿。看到这一幕时,赵丹还是个不到10岁的孩子,要到很多年以后,他才能真正理解这一幕的含义。但在那一刻,他已经感到了一种“奇异的痛楚”。

创造自己的人

“早上打扮得整整齐齐地出门,一边口袋里装着白手绢,一边口袋里装着钱。晚上回来的时候全都没有了,被朋友们拿走了。公司发了钱,朋友们就在红房子西餐厅开好几桌,赵丹来付钱。”
——赵冲
一个叫赵凤翱的16岁少年和他的好友施春瘦一手创造了赵丹。因为“赵丹”将是1930年那个穿着丹红色大衣,站在学校礼堂的舞台上,敞着衣襟,慷慨激昂地念诵“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学生领袖;而与这个穿丹红色大衣的形象相比,那个来自江苏南通的上海美专学生“赵凤翱”是多么的平庸无常。
赵丹:中国电影生死恋图片1
上海和30年代成就了赵丹。只有在上海,这个穿丹红色大衣、热衷于学生运动的,17岁男生才能遇到田汉。这个人有着和他相似的经历: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看到,一位歌舞伎演员在舞台上自杀。那一刻深深震撼了他。田汉带领赵丹进入“左翼剧社联盟”领导下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左联”对赵丹充满了吸引力:他们是红色革命家和波希米亚艺术家的混合体。他们相信自己在追求真理,像一个真正的英雄那样发表演说、抨击时事、同情弱小,他们蔑视财富和权力,过着一种充满激情的浪漫不羁的生活。赵丹为这种生活着迷,很快成为了他们中最坚定的分子。他拒绝了父亲的援助,和同学王为一、徐韬三人共同租了一间破旧的小阁楼,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是共享的,所有的“精致生活”都是被拒绝的。赵丹的弟弟赵冲回忆说,那时的赵丹:“头发也不剪,衬衫的领子长时间不洗,都是黑的,就用丝巾一扎。不洗袜子,没有袜子穿了,就光着脚穿皮鞋。”电影《十字街头》中,赵丹饰演的“老赵”和他的伙伴们,一见面就亲热地打对方的脑袋,没有钱买黑皮鞋,就用墨水把皮鞋染黑的场面,正是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真实细节。
赫尔曼,这个导致娜拉出走的人标志着明星赵丹的诞生,也为赵丹一生的悲剧埋下了引子。这是1934年,导演章泯邀请赵丹参加话剧《娜拉》的排练。在赫尔曼面前,刚刚进入剧协的赵丹感到困惑,他不知该怎样表现这个中产阶级男人,他把他演成自私自利的恶棍。但他很快发现,他演成了一个“逻辑混乱的怪胎”。于是,他知道了一个叫做斯坦尼拉夫斯基的苏联人。是章泯把他介绍给了赵丹,章泯为赵丹念了斯氏的一段话:“演员要绝对相信自己角色所做的一切都是极其合情合理的:我只能是这样,不能是别样……”。赵丹从此成为一位“方法派”的信徒:强调演员的内心感受,通过了解角色的个性和环境,体会角色的动机和内力。“方法派”的训练方式与他的童年记忆产生了奇妙的呼应:在老家南通,他溜到后台,看见犹如宗教仪式的一幕演关公的演员焚香静坐,紧闭双目,运气养神。古老京剧的启示和方法派的技巧帮助他战胜了赫尔曼。1935年,《娜拉》在上海的金城大戏院公演,赵丹一举成名。当时,和他演对手戏的女演员,叫做蓝苹。
10年之后,另一个叫做马龙·白兰度的美国青年,在纽约接触到了“方法派”。学习方法派如同宗教仪式,需要酝酿气氛,但对于白兰度来说,这是水到渠成的事。其根源在于他从小就需要“表演”:他有一个喜欢殴打孩子的父亲,和一个酗酒的母亲。方法派成就了美国50年代最精彩的表演:即兴、很本色、很神经质。这表演的灵感源泉是借助戏剧人物宣泄内心的愤恨。
方法派同样借助赵丹,成就了中国30年代、40年代、50年代最精彩的表演。但赵丹在30年代的表演更近似于同时期的好莱坞喜剧大师刘别谦:轻快、活泼、风趣。1979年,赵丹逝世的前一年,日本电影学者佐藤忠男来中国见赵丹,他问赵丹“《马路天使》里的表演从哪里学来的?”赵丹说:“刘别谦和卓别林”。赵丹和马龙,白兰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的心底一直是善良和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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