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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结构转型与社会约束


□ 郑宇

  生态环境、生计模式与社会文化制度共同将中国少数民族村寨构筑为总体性的经济社会共同体。现代两大阶段中的村寨经济转型,表现为这一体系传统经济目标、组织结构与性质特征的全方位、整体性但也有相当保留的质变。中国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现代转型是在社会制度性约束的引导和制约中开展的,它们不仅展现为国家与市场主导的、外生性的现代化改造机制,展现为以互惠为核心的内生性社会制度对村寨共同体社会存续与商品化阻滞的双重性,更展现为这两种制度之间的非一致性矛盾制约及其在当代交织融合的可能。

  关键词:少数民族村寨 经济转型 社会约束

  作者郑宇,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邮编650091。

  中国民族经济现代转型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中叶以费孝通等为代表的,旨在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关注当时民族社会经济变迁问题多个面向,但总体上较为零散的调查分析。1949-1980年代,最为重要的便是其间虽然意识形态浓厚但却弥足珍贵的,集中描绘和展示各民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革命性变革的、空前庞大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1980至1990年代期间,在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为基调的现代化理论主导下,从区域而非民族本身出发去探讨民族发展问题的成果大量出现。1990年代之后,“演进一制度”分析范式的广泛引入极大拓展了此前研究的唯经济论园囿。但因视角的局限,具有丰富差异的民族经济问题常常被简化为“三农”问题及其改造建议。这样的研究模式从1990年代后开始改变。在人类学实体阐释、生态一生计分析、新发展观等理论的引荐运用中,产生了强调少数民族主体性与文化视角的、聚焦民族经济与社会文化变迁的一系列突出成果。

  当代研究已经认识到,作为为控制生产、消费和衣食住所的循环流通而构建起来的社会子系统,“经济”植根并嵌入于特定的社会文化网络之中,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文化体系中呈现出风格迥异的类型。不同的经济类型总是人们与特定自然环境及社会组织制度之间长期调适的结晶,它们在目标、运行机制与性质特征等方面存在着相当差异甚至是矛盾冲突。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占据主导的经济类型,会在对其他类型的排斥和挤压中形成一种“中心一边缘”格局。现代中国便以强大的社会变革和市场交换为核心力量,所有前现代生产方式都受到冲击,并且有相当一部分在退缩中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大转型。但传统的生产方式并非历史遗迹,在一定程度上,它们至今仍作为当代中国经济结构的有机组成,乃至民族经济的重要基础而存在。这样的基本事实提请我们注意,只有在把握民族传统经济特质及其意义价值的基础上,才可能揭示它们至今生存的前提条件和社会基础;也只有在边缘群体的多样历史遭遇与真实感受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宏观与微观相互穿梭、对话与互动而实现的“个案扩展”,并在不同立场、不同视角的相互尊重与审视中开展相互比较,才可能阐明它们的现代转型的动力机制、根本障碍与途径方向。聚焦中国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分析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提供了可能。

  一、中国传统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总体结构与基本特质

  目前占中国总人口8. 49%的11,379余万少数民族群体,绝大部分生活于西南、西北、东北等区域的高原、山地与丘陵地带,并集中分布于全国各民族乡、镇的11,763个村民委员会之下的各村寨之中。村寨构成了他们的基本生存空间。基于中国的广袤地域与众多民族差异,55个少数民族在不同的生态环境、生计模式、社会组织制度,以及传统民族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其村寨经济不仅在现代转型中呈现出极为多样的模式结构,同时还保留着诸多基本的共同特质。传统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就此可以较为宽泛地界定为,植根自然聚居或者是血缘与地缘的群体联合,置身特定的自然、社会和文化边界中,并具有相对自足性和整体性的共同体经济体系。

  无论采用何种具体形式,中国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传统生计方式首先普遍表现为对生态环境以及动植物生命周期的高度依赖。在此基础上,不同民族构建了各自的旨在确保动植物持续的自然再生率,并维持生态系统能量损失与补偿平衡的、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持续交换的长期平衡体系。它们通常是与生态环境高度适应的,周期性循环往复的链式系统。但对自然的高度依赖,使之始终隐藏着导致生产循环的中断与收益损失,甚至是可能危及生存的风险,从而根植了深刻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

  正是在对自然周期的控制与未知风险的应对过程中,各民族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各具特色的采集渔猎、畜牧与农耕等生计模式。尤其是针对资源获取和利用的技术工具体系的拓展,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和改造。技术工具体系的持续演进不断逼使自然限制后退,但依赖有机物这一根本起点,却决定了人类面对自然限制的无限性的长期困境。这样,纷繁复杂的宗教及其仪式活动便成为了人们试图与超自然力量对话,甚至由此把握乃至控制自然世界不确定性的共同选择。如笔者曾调查过的云南省元阳县箐口村哈尼族,便拥有主要旨在控制生产不确定性的,嵌合于农业生产周期的“昂玛突”(祭寨神)等年度仪式系统,甚至在近年来每年为此耗费近十万元。这类活动持续巩固了对象世界与人类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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