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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访乱象折射信访三大困境


□ 封丽霞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法理室主任

  诸多乱象表明,实际运作已严重偏离了信访制度本来的价值定位和社会功能

  口封丽霞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法理室主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许多社会信息亦表明,中国在经济繁荣的背后积聚着大量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各种社会纠纷新旧交织、错综复杂。民众通过各种途径反映利益诉求、寻求公权力救济的情况越来越多、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在此过程中,信访作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不言而喻。

  功能的偏离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将信访定位为中央与人民群众直接联系的重要渠道、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倾听人民群众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监督的重要途径。然而,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信访制度在运行中偏离其应有的功能定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违背这一制度设计初衷的“乱象”。

  时下,信访工作成为影响官员升迁的“帽子工程”。换言之,“进京上访”人员的数量和规模成为评价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减少本地上访人员的数量与干部考核被紧密地挂钩。在社会稳定成为各级党政的“第一责任”之后,“上访”与“维稳”被人为地对立起来。一些地方政府将信访看成是社会不稳定的征象,是影响其政绩的负面因素。因此,如何减少本地上访量成为地方维稳工作的主要目标,如何处置越级访、群体访、缠访和闹访事件,很大程度上成为地方政府的“心病”和地方官员的“紧箍咒”。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实践当中,原本是老百姓向政府反映问题、行使民主监督权利、实行“下情上达”的信访活动,在一些地方被演变成党委、政府草木皆兵、如临大敌的危机治理和突发性事件应对。可以作这样一个比喻,本地百姓“进京上访”就像是悬在地方政府头上的一把随时都可能落下来的利剑,而官员们都怕这把剑掉在自己的身上,从而谈“访”色变。

  在“不惜代价、只求稳定”的巨大压力之下,许多地方在处理卜访问题上出现了超越法律底线的两种极端做法。一种是变相安抚,即常说的“天价息访”和“花钱买太平”,通过给付巨额赔偿金、安抚费或给访民分地、安排工作等方式息事宁人。另一种就是刚性压制,即采取“暴力截访”、将访民投入“黑监狱”“劳动教养”“游街示众”或“被精神病”等强硬方式恐吓、威慑上访群众。不管是“软”的安抚还是“硬”的压制,这些做法的本意无非是息事宁人、 “杀鸡儆猴”、让“访民”断了进京的念想。但实际上,不管是花钱摆平还是打击迫害,都有可能诱发和推动新一轮的闹事、上访,而使得以前的各种“摆平” “搞定”上访人的成果付之东流。尤其是近些年来地方政府偏离法治轨道的暴力截访、非法侵犯访民人身权等恶性事件频发,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大大动摇了全社会对法治的信心。在这种没完没了、一轮接一轮的“上访”与“接访”“截访”的斗争和博弈之中,地方政府定然是疲于奔命、防不胜防。处于中央和上级政府的“上压”和老百姓的“下顶”之间的地方官员,难免身心疲惫、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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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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