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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乡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之路


□ 吕新雨

  在“三农”问题讨论中,新自由主义市场理论把国家汲取视为农业危机的惟一原因,其不证自明的前提是:只要国家退出,市场进入,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市场问题被归结为农村自身的问题, 但农业的市场在农村之外。这一理论不回答中国农业的市场空间到底在哪里?今天的中国农业到底是否拥有这种空间?这其实是最重要的,国家的退出与否应该从这个意义上去检讨。而检讨国家汲取的历史动机,就必须把问题放在晚清以来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框架中,因为国家权力下沉到乡村社会的最底层正是从这时开始的。必须考察城乡二元对立产生的历史条件,它并不始于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有学者认为城乡的对立与分离是与中国文明史相伴随的。但是,晚清以来现代化发展的压力所造成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与前现代化的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是不同的,这种区分正是我们认识近代社会以来中国农村问题的关键。
  秦晖、苏文先生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是有影响的著述。它把中国所谓“大共同体”与西方国家模式做了静态的结构主义式比较,却没有具体的历时态的考察与开展,这种方法论本身的问题构成了局限,因此该书关注的只是“前近代社会”,没有把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外来因素放进国家分析的框架里,没有把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建立的全球历史视野放在其理论建构里,从而导致以在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寻找“个人化”的农民和“摆脱宗法共同体的自由私有制”为理论目的。全书整个论述都在现代资本主义与传统封建社会二元对立的逻辑基础上展开,这里主要检讨它对“封建社会”与“宗法农民”两个方面的判断。
  该书把任何模式的“封建社会”界定分三个方面:自然经济、宗法共同体与依附人格。但这里的“自然经济”既不是重农学派魁奈的先验的“自然秩序”,也不是哈耶克式的自生自发秩序,而这两者都是为西方资本主义做合法性理论开拓的。该书的目的刚好相反: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作为东方专制主义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因此所谓“自然人”经济就成了“动物个人主义”,是“本能”也是“兽性”。自然属性的低级私欲与现代社会作为“社会规范”的高级“私有权”被严格区分和对立起来,以“物的孤立性与人的依赖性”而存在的封建社会形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非商品化与非市场化的,市场即便有也是“被权力歪曲的”的打引号的“市场”,“宗法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对立的,从而否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市场意义,唐、宋以来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也被一笔抹杀。它拒绝承认中国乡村社会的“社会”性,否定“温情脉脉”的田园诗意义,认为宗法性是现代契约性社会的对立面,并在此基础上界定人的“依附人格”:对“共同体”的依附。全书著述的重点正是对中国乡村社会和农民的否定性分析。
  但是,中国历史中的“封建”到底意味着什么?学术界已经做了不少研究,但这些并没有进入该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理论讨论中。把中国传统社会不加分辨地统称为“封建社会”,是沿用了从西方现代性立场出发的自我“他者化”,也是本质化的建构。所以该书并不分析中国历史中土地制度与封建制度、郡县制度的具体的历史形成与展开,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私有制不断战胜宗法共同体羁绊与天然首长超经济权力的干涉而日益加深的历史”,地主的土地兼并是“进步的”,而国家的“抑兼并”是封建反动。在分析“关中无地主”、“关中无租佃”时,明明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其实以自耕农经济为主要形式,但却把这种“平均”主义认定为是中国社会比西方更“封建”的证据,因为“恰恰不存在‘自由租佃制’”,这是中国不能形成资本主义的原因和最大历史遗憾:“‘朱门’之外有平均,‘冻死骨’中无分化”,不能产生如十六世纪英国那样的土地兼并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秦晖先生因此反复为英国的“圈地运动”辩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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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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