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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托梦想的田野


□ 谢 飞

1983年,我拍摄《我们的田野》的缘起,是因为受到了当时电影学院导演78班一个叫潘渊亮的同学的作业的触动。他是一个“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短片作业中浸透着他对于自己亲身经历的那一段知青生活的深挚情感。我1965年从电影学院毕业后也学无所用地到白洋淀农村去接受了四年的改造,所以我和78班的同学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这种共同的体验让我与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共鸣。此外,我发现潘渊亮在这部半小时的黑白短片中,有着一个非常好的艺术构思——即用了一首我们童年时代广为传唱的儿歌《我们的田野》来结构全片,令人耳目一新。当时我觉得这样一个独特而富有新意的构思只拍成一部黑白短片未免可惜,于是,我找来潘渊亮和他的一个农场同学共同来进行改编与再创作,把它拍成一部彩色的故事长片,这就是《我们的田野》。可以说,在我从影至今拍摄的9部影片当中,真正浸透着我个人的生活体验与情感经历的就只有这部影片。
“文革”结束后,文艺界、理论界都纷纷在进行反思。这样一场历时十年的动乱是我们每个人都亲身参与了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之负有责任。我们都曾经身陷其中,跟着一起狂热,当过红卫兵,参与过种种不切实际的鼓动甚至是打砸抢等暴力行动。拿我个人来说,当时也曾经跟着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联,先北上跑到长影去,站到讲台上演讲鼓吹“造反”,再南下跑到珠影去又大肆宣讲自己的“革命理论”。当时,我们都对自己所信奉的东西坚信不疑,认为只有中国才是当时世界上最好最革命的国家,全世界人民都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拯救。现在看来,这是怎样的一种可笑又可悲的愚昧啊!所以,说到“文革”中事,我们这一代人心中,有着许多复杂而难言的滋味和感叹。“文革”后,女作家谌容写了一部小说《减去十岁》,道出了我们的共同心声。我大学毕业时23岁,造反、下乡,串联、运动,回头看全是错误、虚度,一事无成,到我真正开始教书和拍片时,已经是33岁的人了。当时的心境是,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被减去10岁才对,人生大好的青春年华就那样在虚妄和痴愚中白白地流逝了。
新时期之初,中国影坛上先后出现了一批对“文革”进行控诉和反思的影片:如《苦恼人的笑》《天云山传奇》等等。实际上,《我们的田野》也是在当时的时代气息中应运而生的一部片子,是融入到伤痕与反思的主流文艺风潮之中的一部作品。确实,灾难的十年动乱,使我们受害、痛苦,但也促使我们醒悟、思索。在影片的主题开掘方面,我的着力点放在表现这些青年在“文革”中盲目的理想主义触礁、碰壁之后,如何去面对今后的生活,重新寻找失落的理想的过程。在剧本修改时期,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件事。1977年,一个叫潘晓的女青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名为《生活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文章。文章发表几个月之间,全国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呼应,形成了由这篇文章引发的大讨论。许多青年来信,结合“文革”如何愚弄和摧毁一代青年的信念与理想,讨论我们今后的路该走向哪里?在这些读者来信中,进发出的许多思想火花,给我以很大感触和启迪,我就把它们中的精华采撷下来安插到了这部影片中去。例如影片结尾,当受伤致残的肖弟弟来到在奋勇扑灭荒火中死去的七月的坟前,我采用了画外音的方式——配上他写给希南信中的一段话“没有任何一代青年的青春和信仰遭受过我们这样的巨大摧残,但是我们的理想和青春不会毁灭,不会消亡,正像一场大火之后不论留下多么厚的灰烬,从黑色焦土中滋生出来的新芽只会更新、更美、更茁壮。”这段话一字不动地是从讨论的读者来信中摘录出来的,它点题式地吐露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心声,揭示出我们仍旧深怀着对祖国、对理想的执著信念与美好的感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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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大众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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