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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次看到一个人!”


□ 李 锐

“我初次看到一个人!”
李 锐

一本写于一百四十年前的大部头小说,至今仍然在世界各地再版印刷,至今仍然被许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阅读,不用说,它肯定是经典,因为有时间作证,因为有那么多反复的阅读作证。
但是,我的阅读经历告诉我,一个现代人要想进入一百四十年前的经典,还是要克服许多的障碍:比如,你必须得接受它从头到尾的“话剧腔”——所有的人物对白都一律是用舞台上的朗诵腔调进行的,甚至连人物的出现都是典型的剧场模式,都是在敲门声或者吵嚷声之后才登场。再比如,你必须得接受它近乎发热病式的爱情至上主义,或者说爱情原教旨主义——无论流氓恶棍、老奸巨猾、赤子圣徒还是无邪少女,只要一提到爱情,只要一接近爱情,理智全部崩溃,行为全部昏乱,那个占据了爱情中心位置的绝代美女,有近乎神迹般的魔力,让所有的人围着她打转,神魂颠倒、一掷千金、痛哭流涕、九死不悔。还比如,也是最为困难的,你必须得接受小说作者和他笔下所有人物毫无节制、随时随地的思想道德辩论会,更糟糕的是这些辩论无论观点多么水火不容、黑白对立,却都是一种对于人和历史的本质主义的判断,都被归结为一种宗教立场的选择和背叛等等,等等。
不用说,连我自己也问,那你还读它干什么?难道是你有病?难道你自己也是个“白痴”?或者,这个问题可以转换为:一个现代人,一个坐在电脑桌前,靠点击鼠标联系世界、娱乐自己的现代人,到底能够从《白痴》这样的作品里得到什么?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里借人物之口,把自己身处的时代称作是“罪恶和铁路的时代”,而《白痴》就是对这个“罪恶和铁路的时代”的灵魂审判。由于审判的严酷和锋利,由于审判的毫不妥协和直指人心,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被同代人称作是“残酷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一八二一年,死于一八八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绝不会想到,在他死后不久,人类依靠着铁路和罪恶打了两次最为血腥的世界大战,那种空前的血腥和残酷使得人们必须对“罪恶”重新定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不会想到,一百多年之后,作为现代科技和资本力量象征的铁路网,早已经被以光速运转的“国际信息网”所代替,如今的人们坐在恐怖主义和精确制导炸弹造成的废墟边上,在全球变暖的魔鬼气候中,进入了娱乐和网络的时代。之所以罪恶变成了娱乐,不是罪恶消失了,而是网络和现代视听技术把罪恶变成了“整点新闻”,变成了现代人早餐前或晚餐后娱乐的一部分。事实告诉我们,不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审判有多么残酷和天才,这审判对于人的罪恶甚至不能稍减半分。这会引出又一个难题:既然如此,文学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在我看来,上面这两个问题可以看做是对一切文学的考验和追问。而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们能够历久不衰地经受追问和考验。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白痴》的时代(一八六七——一八六八),正是俄罗斯传统的农奴制解体后,面临着向现代转型的巨变时代。那时候,“俄罗斯先进的文学界提出了创造正面人物形象的口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都是企图“解决创造文学中正面形象的任务”。《怎么办?》里真正的主角“拉赫美托夫是一位坚贞不屈和充满毅力的职业革命家,他经过千锤百炼,决心为争取革命的胜利而忍受一切考验。车尔尼雪夫斯基就用这个形象表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平民革命家的美好理想”。车尔尼雪夫斯基宣称,他笔下的其他几个“新一代的平常的正派人”不过是“简单、平常的房子而已”,他要塑造的是宫殿,“是英雄,是具有崇高品质的人”,“是要达到艺术性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要求”。为此,他的拉赫美托夫游历天下,助人为乐,“不喝一点酒,不接触女人”,“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甚至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专门睡在用铁钉做成的针毯上,扎得自己满身是血。在普通人眼里那是一个“被一道灵光环绕着”的超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流放、监狱和绝食之中完成了他的创作,尽管有沙皇审查官的百般查禁,《怎么办?》在一八六三年发表之后立刻风行一时,成为俄国无数革命青年的教科书。据当事人回忆,列宁对这部书极为推崇,他宣称“它使我整个的人生来了一次深刻的转变……这种作品能使人一辈子精神饱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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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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