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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新闻传统:文人论政


□ 谢 泳


一、“我可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报人的社会地位在下降,虽然我们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报纸,但就是在官方的报业机构里,报人在社会上的形象也不如以往,这是中国舆论的悲哀。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官方报业中,极少出现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名记者和名报人,这一点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很不相同。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还没有出现大批产生名记者和名报人的社会条件,现在甚至连“报人”这个词也消失了。在相当的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民间报纸,极难产生有长久生命力的记者和报人,除非他们有绝大的勇气与强大的社会抗争。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来观察,他们当中曾经产生过一个“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集团”,他们在中国社会进步当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作家甚至学者,或者说作家和学者正是通过他们与社会发生关系,这是他们职业特性所决定的。这个集团有晚清的士子,有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生,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再到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经过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可以说代有才人,文气不绝。他们的政治态度各异,思想倾向悬殊,人生道路不同,但在作为“报人集团”成员时,他们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对社会正义的感受是相同的,在把报业作为一种健全舆论活动对社会发生作用的意义上,他们的努力永远为后人景仰。这个“报人集团”一般都经历过为强烈的信仰和理想所感动,在危难中选择报人的职业,他们很少有人因为官方的压迫而放弃自己作为舆论代表的良知,他们几乎都有与官方抗争的经历,都有自己报纸被查封的历史。中国新闻史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被查封过的报纸不是好报纸!人们更不应该忘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倒在了各种政治压迫的血泊中,他们的人生结局都很悲惨,但他们的理想却为后人怀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当戴晴第一次为储安平作传的时候,世间已很少有人记起这位早已故去的报人,还有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他们。但九十年代以后,在所有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献中,我们又频频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的著作在重新出版,他们的人格再一次为人敬重。多少达官显宦早已烟消云散,而这些报人的名字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成舍我在《我们这一代的报人》中曾说过,“枪杀邵飘萍、林白水以及若干新闻界先烈的刽子手,有几个不是杀人者人恒杀之?在林老先生就义的后一天,我也曾被张宗昌捕去,并宣布处死。经孙宝琦先生力救得免。当时张宗昌杀人不眨眼,那威风,曾使人股栗。然而没有几年,我却在中山公园,时时看见他闷坐来今雨轩,搔手无聊。他屡想与我攀谈,我只是报以微笑。”成舍我还讲述了他在1934年因为在报纸上反对汪精卫媚日外交,报纸被封门以后,汪让唐有壬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新闻记者总是失败的。不如与汪先生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成舍我完全不接受他的意见,并说:“我可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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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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