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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生命


□ 王 侃

  关于沈从文在四十年代的小说,不妨从《虹桥》说起。这个与《看虹录》和《摘星录》创作于相同时期的小说,也许能为我们理解后两者提供某种门径。这是个关于四个年轻人的故事。叙事伊始,分述四个年轻人的身份与来历,有着“各表一枝”式的细密、从容甚至冗赘的气息。这四个年轻人怀着各自的理想与目的,与一个马帮结伴,在西南边陲开始了一段预期中当属不平凡的游历。按照惯常的阅读经验,沈从文的这个小说应当有一个大型的情节构制,并有相应的文字篇幅。但有意味的是,四个年轻人的旅途刚起步就中止了。叙述戛然而止,阅读期待中的线性结构陡然中断。在文本的这个横断面,沈从文以其绚烂的笔触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宗教式的肃穆意境:自然界突然出现的大美深刻地震撼并覆没了四个年轻的灵魂,致使他们刹那间陷入了失语、失措与宗教式的入定。这显然是个有意为之的小说,其意图就在于为“美”披上宗教的外衣,打上神的光芒。美,在这里被提升到了宗教境界,焕发了宗教的意味。这样,美就与“神”站到了一个平台上,充满了抽象的、绝对理念式的意味。其实,沈从文是非常赞同蔡元培所说的“美学代宗教”的。换句话说,所谓“美学代宗教”亦即“美学是宗教”,在此意义上进而言之,“美即神”。这就是为什么沈从文常常将生命中遇合的、影响了他的思想与情感的女性比喻为一本本的书,同时又将她们留于生命中的优美印象,常常比喻为“神”与人对面。当沈从文说“神在我们生命里”,其内在的含义就是“美在我们生命里”。他说:“一个人过于爱着有生的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沈从文:《云南看云集·美与爱》,《沈从文选集》第五卷,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沈从文四十年代小说的思想焦点在于对“生命”或“生命本体”的形而上的思索。《看虹录》和《摘星录》里,常常有对于“生命形式”的沉思,如“一个人二十四点钟内的生命形式”、“诗是生命的一种形式”、“梦也是生命的一种形式”,等等小说的主人公也都沉湎于求索理想的生命形式。当然,毫无疑问地,在沈从文那里,“爱情”是理想的生命形式的象征(“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由此,所谓“神在我们生命里”,就可以转译为“美在爱情里”。因此,我们看到,在《看虹录》里,正是由于“美”与“爱”的降临,猎手与猎物(母鹿)之间的距离才可能被取消,猎手与猎物之间的界限才可能被抹去。与之相应的是,男客人与女主人之间的心理壁垒才可能被击穿。进而言之,“情欲和爱,怨和恨,取和予,上帝和魔鬼,人和人,凑巧和相左”,也都被击穿,“都失了它的位置和意义”。
  很多人在解读《看虹录》时,常不免注意沈从文留下的时间线索,并借此认定《看虹录》是沈从文生活“本事”的投射。如果撇开这种过于简单化的比附,我们会从《看虹录》所给出的文学空间中发现更为有深度的内涵。实际上,就《看虹录》这一文本的内在结构而言,它主要的是以空间而非时间为其架构材料的。
  《看虹录》有一个故事套故事的结构。这一结构,其实是由三个互相关联的文学空间支撑起来的:一是“我”凝眸虚空时所处的空间,一是女主人和男客人交谈时的空间,一是猎鹿行为发生时所展示的空间。女主人和男客人一起进入了猎鹿空间(请注意男客人在讲述猎鹿故事时的人称修辞:当猎鹿故事进入高潮时,男客人偷偷地将第三人称“他”[指猎人]切换成了“我”[男客人的自我指称]),而“我”是唯一能游走和出入于三重空间的人。空间的推进或切换,不仅推动了情节发展,形成了文本的基本架构,同时由“我”在不同空间中的出入,向我们提示了沈从文所景仰的古希腊哲学所洞见的“生命形式”。
  在沈从文那里,美是“最高的德性”,因此,沈从文所崇尚的美,大致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善的型”。小说第三节:“这个记录看到后来,我眼睛眩瞀了。”这个细节让我想起柏拉图著名的“洞喻”:洞穴中的囚徒,由洞穴走到地面,阳光让他的眼睛和灵魂都产生了眩晕。在比喻的层面上,我们可以假设,《看虹录》中的“我”,他向虚空中的凝眸,他在黑暗中阅读这本“奇书”,就是从洞穴上到地面,他经历了一次感官与灵魂的双重晕眩。柏拉图认为,从洞穴上到地面,就是从可见世界上到可知世界,而“善的型乃是可知世界中最后看到的东西,也是最难看到的东西,一旦善的型被我们看见了,它一定会向我们指出下述结论:它确实就是一切正义的、美好的事物的原因,它在可见世界中产生了光,是光的创造者,而它本身在可知世界里就是真理和理性的真正源泉” (柏拉图:《国家篇》,见《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二○○三年四月版,514页)。假如我们认可“我”的“眩瞀”是缘于一种由洞穴到地面的上升,那么我们就应该认为,“我”最终目击了“善的型”,即美本身。然而,更值得体味的是,小说的第三节实际上表明“我”又重新回到了“洞穴”:在经过一次灵魂的转向之后,身体却依然停留在原来的位置。这正是“我”之痛苦所在,也是沈从文之痛苦所在。毫无疑问,“我”不得不面对灵魂与身体的分裂之痛,而沈从文则将不得不接受一直生活在这个洞穴中的人们的嘲讽与贬损:《新文学》编辑讥之“肉欲”,许杰斥其为“色情文学”,郭沫若在指责其作“文字的裸体画,文字的春宫图”后,更对其做了所谓的政治定性。这也是为什么沈从文认为《看虹录》的理想读者之一应该是医生或性心理专家,因为医生或性心理专家持有一种客观的、科学的而世俗道德的眼光与态度。不过,对于沈从文和已经发生过灵魂转向的“我”来说,“热爱那个‘抽象’”,并“用抽象虐待自己肉体和灵魂,虽痛苦同时也是享受”(柏拉图把对“善的型”的发现,称之为“神圣的凝视”,在《看虹录》里,就是“向虚空凝眸”,虚空,即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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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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