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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观念向日本、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述评 ——以基佐、福泽谕吉和梁启超为中心


□ 刘文明

  摘 要:19世纪欧洲“文明”观念具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面,它与欧洲殖民扩张相伴随传播世界各地。西义“文明”的基本内涵在东渐过程中,从基佐到福泽谕吉再到梁启超,有一条清晰的承继脉络,同时也有吸收过程中的本土化改造。福泽谕吉和梁启超对“文明”的积极倡导,反映了欧洲“文明”作为世界性话语的影响力。“文明”在当时不仅仅是一个词汇或概念,而是成了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取向。福泽谕吉和梁启超正是在这个欧洲主导的话语体系中,试图为本国找到富强之路,在吸收中建构起适合于本国的“文明”。但西义“文明”在日本和中国本土化的结果却颇为不同。

  关键词:文明 基佐 福泽谕吉 梁启超

  “文明”一词原为中国古代所固有,《周易》中便有6处运用。但今日中国所指“文明”,一般认为,就词汇而言来自日本的“和制汉语”,就内涵而言来自西方的“civilization”。国内外学者关于西义“文明”传到中国,已有一些探讨,这些研究具有重要学术参考价值。然而,囿于传统学科划分的局限,这些探讨大多着眼于“文明”一词在晚清民初的出现与使用以及“文明”观在其时中国的嬗变。笔者认为,对于一个概念及其观念的传播,如果能从整体观出发,溯其源流,考察其传播路径,并从这个概念的本土化来理解其内涵的变化,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丰富的历史内涵。因此,本文试图对西义“文明”概念与观念从欧洲经日本向中国的传播做一初步探讨。在这一研究中,笔者将“文明”观念置于19世纪的世界语境之中,对其在欧洲的内涵、日本的吸收与改造、中国的输入与本土化阐释,从全球史视角做一个整体考察。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虽从全球史的宏观视野来理解“文明”观的跨文化传播,但力避空泛,而以基佐、福泽谕吉和梁启超为研究个案,以他们的“文明”观及其间的联系为中心,了解“文明”观从欧洲向日本、中国传播的整体面貌。

  一、19世纪初的西欧与基佐的“文明”观

  Civilization一词及其内涵在欧洲的出现和演变,德国学者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其《文明的进程》中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认为它在18世纪中叶出现,至19世纪初已为欧洲知识界广泛运用。笔者认为,“文明”概念及其观念在欧洲的出现与使用,并不仅仅是一个语言与学术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言语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语言的变化反映了时世社会的变迁,也映照了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的心态变化。因此,“文明”一词在19世纪初的广泛使用,是这一时期欧洲在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的推动下,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海外扩张走向鼎盛的反映,也是欧洲人以此为基础充满自信的一种自我表述。对于当时欧洲所取得的成就和以此为基础的自我意识,似乎没有什么概念比“文明”一词更能恰当地予以概括。关于这一点,对法国和欧洲文明史都做过专门研究的基佐的阐述最具代表性。基佐的“文明”观可以看作是19世纪初欧洲“文明”观的一个缩影。

  基佐在其《欧洲文明史》(1828)和《法国文明史》(1829-1832)中,对其所理解的“文明”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他表示,要探讨“文明”一词“通俗的、一般的意义”,要“把文明这个词的意义作为一个事实来研究,根据人类常识来探寻它所包含的全部意思”。那么,这个“事实”是什么?基佐的界定是:“在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伟大事实中,似乎包含着两个要素——它的存在必须依赖两种境况——它依靠两个条件而生存——它通过两个征兆表现出来:社会的进步,个体的进步;社会制度的改善,人类智力和能力的扩展。”在此,基佐将“文明”的意义外化为可见的事实——社会的进步与社会制度的改善,个体的进步与人类智力、能力的扩展。如果一个地方具备这两个要素,符合这两种境况,满足这两个条件,出现这两个征兆,便表明那里实现了“文明”。这样,“文明”便具有可操作的标准并被用以衡量某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正因为如此,基佐说:“无论什么地方,人们的外部条件得到扩展了、变化加快了和改善了;无论什么地方,人们的心智本性明显表现出充满活力、才智出色和庄严伟大;无论什么地方出现了这两种征兆且经常如此,那么,尽管社会制度还很不完善,那里的人们便宣告和欢呼‘文明’的到来。”

  可见,在基佐的“文明”观中,“文明”的主要内涵是两对基本范畴:社会与个体的进步、物质与精神的发展。社会进步与物质条件的改善相一致,是“人的外部条件和一般条件的进展”,而个体进步与心智的完善相一致,是“人的内部性质和个人性质的进展”。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包括“国民生活的改善”,“社会状况的改善,人与人之间关系走向更完美”,“国家更加繁荣,社会关系非常活跃且组织良好”;“一方面是社会的力量与福利普遍地明显增长,另一方面是这些力量与福利更加公平地分配给构成社会的每个人。”个体的进步包括“个人生活的发展、人类心智及其能力的发展、人本身的发展”。如果一个地方的文学、科学和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人们看到这些耀眼的精神财富,便承认这里享有“文明”。因此,在基佐看来,个体的发展也就是精神的进步,它们是“文明”的同一要素。在基佐的“文明”观中,社会物质进步与个体精神发展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他提出:“文明的两大要素,即智力发展和社会发展,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明的完善的的确确不仅在于它们的结合,而且也在于他们的同步性,以及它们互相激发并产生自身的那种广度、便利程度和速度。”既然这两个要素不可分离,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必须二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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