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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时间


□ 邱春林

  一、为了深入考察文学与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首先分析时间的维度。时间具有各种意义。我们分析时间本身就是站在时间的多种向度上。时间可分为宇宙时间、历史时间和存在时间三个维度,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三种时间经纬之中。
  宇宙时间是自然的时间次序,诸如太阳绕着地球转。我们用年、月、日、小时等来计算。宇宙时间运动是圆周运动,春秋更替、年复一年,没有终极。由于人的生物性存在,只能隶属于作圆周运动的宇宙时间,不可能从中游离出来,从而也不可能战胜生命短促的恐惧。历史时间永远是流逝的,它不断向前突进,象征着一条无限伸展的直线。它聚焦在将来某一点上,尽管这一点可能是意义虚设,但对人类社会来说却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是人作为类群体发展、完善自身的目的所在。当然,不可否认历史时间也会出现短期的返回和重复。“历史上惊人相似的一幕”也常有发生,但整个发展方向是绝对的、不可逆的。而生存时间不同于前两种时间形式,它是心理时间,是个体生命在当下的体验。它的无限性是质的而非量的,它不可分割,不可度量,象征为一个点。在某一存在时间之点上,时间也有持续性,持续的长短依赖于主体的内在体验的紧张度。我们可以在心醉神迷的一刹那摆脱宇宙时间和历史时间的数字式的计算,从而体验到生命的丰满和永恒。
  二、中西方有不同的时间观并且形成不同的文化心理。时间是由感性逐步发展到抽象的概念。中西方时间观的形成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中国古代用天干地支纪年,历史时间与自然宇宙时间同样表现为一种循环。盈虚消长的只是世界的表象,而本质上它是永恒的。对时间的焦虑是在与自然的实践交往中获得的。
  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格言体现了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儒家的历史精神把个体生命在有限时间之内的进取与整个社会的合理化要求(仁、礼、义)结合起来,从而超越个体生命的死亡界限达到永生,即所谓的“留芳千载”。将物质的存在转化为精神的存在。道家作为一种更理想的“永生”方式体现人与时间的更高度和谐。曹聚仁先生认为,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在研究“人死后如何”的问题,独有中国民族的宗教——道教关注“人如何不死”。庄子采取审美超越的方式解答死亡问题更显出他的独到性。庄子的相对主义抹去物我、生死、是非的界限,通过“心斋”、“坐忘”的方式,以看似无情体验有情,以超脱、冷酷的外表掩盖对生命的眷恋和爱护,达到“我与物合二为一”的境界。可以说,庄子的美学第一次突出了个体生命的存在,“不为物所物”摆脱了历史主义消融个体人格的局限性。庄子发现了时间的第三维度——存在时间,这是对儒家思想缺陷的一种补充。儒家重视人在历史时间中的价值,道家重视人在存在时间中的意义;儒家重未来,道家重现世。二者又都坚持“天人合一”的原则,不与自然发生冲突。所以儒道互补的文化心理体现了时间的三重维度的和谐统一。中国古代历史循环意识、宿命意识根深蒂固,所以有“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说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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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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