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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海德格尔,纳粹主义和犹太大屠杀


□ 马文通

  历史能否回顾,往事能否被追回?即使人的记忆不至于淡漠,人的语言是否会事与愿违而无法追求过去?沉默是否是最好的回答,最好的语言,就像海德格尔所深信的那样?从一九三三到现在人们不断提出这些问题。学者们更不惜笔墨发表文章。问题的核心是:马丁·海德格尔和纳粹主义及犹太大屠杀。海氏同情、支持纳粹早为人所知。但二次大战以后,奥斯威辛大屠杀的曝光引起了世人的惊骇和谴责,而海氏始终不愿意表态,也不愿谴责纳粹的暴行。于是海氏二战后二十多年的沉默构成了他的罪行。于是海氏的门生和敌手发起论战。
  一九八七年维克多·法里亚(VictorFarias)发表了《海德格尔和纳粹主义》。这本书其实没有发现任何新的材料,不过此书生逢其时:当时东欧共产主义发生危机,于是海氏后半生着力挞伐的现代性、技术等西方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观念便重新抬头。海德格尔当然就成了“死”靶子。按照斯班诺斯(W.Spanos)的说法,这场人文主义者对海氏的会战攻打的对象是由海氏的继承人德里达(Derrida)为首的法国反人文主义哲学。在会战和迎战中大致形成了三派人。一派人承认海氏和纳粹的暖昧关系,但决定把海氏其人和海氏作为思想家区分开来。另一派属于海氏修正家。他们要么彻底否认大屠杀确有其事,要么说大屠杀和其他灾难相比不足为奇。第三派有点像和事佬,但他们不为大屠杀开脱,也就是说他们承认其历史真实性。他们不认为海氏和大屠杀有任何干系,但却有一个很大的遗憾:海氏未能正视大屠杀这个历史事实,而且也未能对它表态。归根结底,大多数人为海氏的沉默而不满。
  海氏早于七六年谢世。因此会战的各方无法要他出来表态,于是各种推测便应运而生。推测有心理的,政治的,也有个人生活的。罗克莫(T.Rockmore)的《海德格尔和大屠杀修正派》一文对各种推测作了归纳。
  罗克莫首先评论了修正派中的两派人物。一派人彻底否认有大屠杀这桩事,于是想从根本上抽掉讨论的任何意义。其实这派修正家想辩护的是新纳粹主义。法国的弗里森(R.Faurisson)是这派人的代表。德国人诺地(E.Nolte)代表的是另一派修正家。他们争辩说有比大屠杀更残酷的事件,比如他们认为亚细亚式的斯大林主义在前苏联的行径要比大屠杀残忍得多,而只有在这个总体的基础上大屠杀才能得到理解。前面提到的和事佬所指的是法国的列维那(Levinas)、德里达和德国的雅斯贝尔斯(K.Jaspers)。他们敬重海氏但又“恨铁不成钢”:他们不想抛弃他的哲学又对他哲学中的纳粹政治主张感到失望,尤其对海氏的沉默感到不解。列维那这样发问:“在和平时期(海氏)对瓦斯房和死刑营沉默不语,这难道是几个微弱的借口能解释得了的吗?这难道不是灵魂的彻底的麻木吗?”还有一些所谓的分隔派。他们把海氏其人和他的思想区分开来。这些人大都是海氏的门生。在欧洲有包弗雷(Beaufret)、奥本克(P.Aubenque)、弗迪尔(F.Fédier),在美国有斯格特(C.Scott)。另一些人如美国的萨里斯(J.Sallis)只谈海氏的哲学不谈海氏的政治信仰。
  罗克莫本人在评论海氏的沉默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早在九二年就编了两部书:《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和哲学》和《海德格尔公案:论哲学和政治》。在米契曼和罗森勃格新编的《海德格尔和大屠杀》中,罗克莫发表了他的《海德格尔和大屠杀修正派》。在文中他对沉默提出新的解释。罗克莫认为海氏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现代性(modemity)也许是造成沉默的原因之一,因为对现代性广义上的批判使他无法把握大屠杀这一具体历史事件。另外一个原因和沉默本身有关。罗克莫说海氏在《存在与时间》中已经把沉默和倾听视为可能的话语,尤其是海氏从真正的话语中分离出真正的沉默,或者说名副其实的话语不过是沉默。更值得注意的是海氏认为良心的召唤是无声的(沉默的)。最后罗克莫又从本体论和历史事件的具体性上来分析海氏的沉默。他认为海氏本体论的多元框架无法捕捉像大屠杀这样的历史具体性。这么一来,罗克莫似乎在伦理上和政治上开脱了海氏。
  《揭开海德格尔的神秘性》一书的作者卡普托(J.Caputo)有不同的看法。他在该书的第七章:《海德格尔丑闻》中专门讨论了海氏的纳粹主义。卡普托声明他只关心海氏的思想,而不关心海德格尔这个思想者。可是卡普托还是从道德和伦理上得出结论:海氏对受害者缺乏敏感。不过有趣的是海氏的思想,尤其是“转折”期后的思想本来可以发展成为一种阻止大屠杀这种惨剧发生的力量;也就是说海德格尔在伦理上、哲学上都有可能把大屠杀视为现代文明、技术或现代性的产物而加以唾弃和谴责并把这种唾弃和谴责义正辞严地表达出来。更重要的是他在几次谈话中都提到了原子弹和机械化农耕对人类和地球造成的像大屠杀一样的毁灭,似乎再进一步海氏就可以过渡到对大屠杀的谴责了,但他最终保持了沉默。卡普托认为海氏过多地思考了“本质”(essence)或“道”(Wessen),因而他的思想便上升到一种庄严和崇高并因此而中和了生与死、养育人与屠杀人之间的区别。人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哲学思考的崇高性、严格性和不食人间烟火,但卡普托觉得无法开脱海氏,也就是说无法原谅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缄默。卡普托认为海氏倾听和捕捉“本质”、“道”和存在的召唤,可是他的“本质”、“道”和存在的召唤或感召中没有受害者的呻吟,或者说“本质”,“道”和存在对受害者的呼唤是充耳不闻的。换句话说,海氏侧重于对本体的思索而忽略了个体(ontic)的现实。卡普托最终和罗克莫一样把海氏的沉默解释成他的哲学的既矛盾又合乎逻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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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7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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